【核心提示】正是由于美国文学的这种艰难处境，艺术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冲突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美国作家在艺术理想与社会要求的夹缝中艰苦地思考文学发展的出路以及文学家的自我救赎之道。

　　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回忆说，他在青年时代曾十分迷恋诗歌，但他的父亲非但没有鼓励他的诗人梦想，反而挖苦讽刺他，并告诉他“做诗人一般都是乞丐”。美国历史小说家费尼莫尔·库珀在《美国人的观点》中认为，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不鼓励文学的发展，美国也缺少文学创作的素材，加上出版商不受版权的限制，随意盗印欧洲作家的作品，美国文学的成长面临诸多不利因素。麦尔维尔在《霍桑和他的青苔》中则批评美国作家对欧洲文学一味模仿、美国读者对欧洲文学有诸多迷信，并呼吁民族文学和民族史诗的诞生。霍桑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序言中希望用自己田园牧歌般的故事和生活方式给那些“疲惫的、让世界磨损的心灵”“提供休息”。他在最后一部小说《农牧神雕像》序言中抱怨美国缺少孕育文思的土壤。亨利·詹姆斯在《霍桑评传》中也认为，美国缺少文学创作的素材，没有欧洲的历史遗迹供艺术家凭吊，没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滋养艺术家的诗情与想象力。

　　从这些美国作家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缺少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社会生活的国家对文学发展不利，一个注重实际、讲求效益的商业社会对文学艺术充满鄙视。美国作家既得不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也得不到读者的信任，更得不到出版商的扶持，美国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

　　正是由于美国文学的这种艰难处境，艺术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冲突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美国作家在艺术理想与社会要求的夹缝中艰苦地思考文学发展的出路以及文学家的自我救赎之道。

　　艺术家理想与商业社会价值观相冲突

　　在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主人公温克尔因为其诗意闲散的性格和“对一切能带来效益的劳动都反感”的做法，遭到妻子的极大蔑视和百般数落。然而，邻居的赞扬和友情、大自然中山川河流的美景却能使他恢复精神的自在。可以说，温克尔是早期美国文学中一个艺术家形象，表现了艺术家渴望自由，渴望从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逃脱、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舒展被社会扭曲异化的心灵的强烈愿望。由于美国缺少文学土壤，艺术家的“游手好闲”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鼓励。欧文侨居欧洲17年，像他的主人公温克尔一样，一朝回国，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家乡的流放者。

　　霍桑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也不断出现艺术家与商业社会价值观相冲突的主题。其中，《德朗的木雕人像》叙述的是艺术火花如何被商业价值观扑灭的故事。德朗（Drowne的发音很像drown，后者意为“淹死”，暗示德朗难逃商业价值观的劫难，他的艺术天才终将被扼杀）被功利而理性的师傅呵斥，他“虽然有过一段时期的由爱点燃的激情，但他的天才很快就令人失望地熄灭了，重新沦为呆板的木雕师傅，甚至无法欣赏他自己的作品”。《追求美的艺术家》则是关于艺术家如何超越商业意识压迫的寓言。故事中的钟表匠欧文·沃兰德像作者霍桑一样，先后经历了艺术家的两种人生境界：先是对美国重实利轻艺术、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超越，然后是对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雄心壮志的超越，最终将艺术理想融入生活的审美感受中。沃兰德相信，“当艺术家攀登到足够的高度，可以企及美的时候，他用来使凡人得见的美的象征在他的心目中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他的精神已经在现实的享受中拥有了美。”简言之，艺术家的最高境界是：在生活中感受美，在艺术中表现美，而不是以世人的评判标准，将无限丰富的生活和无限神秘的大自然压缩进有限的语言文字和艺术技巧中，被动屈从，等待世界的认可。

　　霍桑的短篇小说《雪人》表现以商人务实而理性的眼光来看因想象力和爱而具有生命的雪人的故事，把它称作“一个幼稚的奇迹”，这也是故事的副标题，暗含讽刺的意味。商人凌西的一对儿女在花园里堆起一个雪人，用象征友爱的吻赋予雪人以生命，雪人变成了一个小姑娘，成为孩子们的玩伴。具有诗人气质的妈妈和孩子们一样，知道雪人无法承受室内的温暖，所以一直在室外玩耍。但下班回来的父亲不相信奇迹，坚持认为雪人是邻居家的孩子，先是着急送她回家，然后是强行把雪人拉到室内，雪人顷刻化作一汪清水。这个寓言既讽刺常识和理性的局限，以及盲目慈善的危险，同时也似乎是文学家的自我提醒：文学艺术就像雪人一样，只能生存在冰冷的社会氛围中，舒适温暖的物质生活也许会消磨艺术家的心智，使其想象力和艺术灵感变得滞重，甚至消失殆尽。

　　文学是“揭示真理的伟大艺术”

　　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的副标题是“一个华尔街的故事”。具有艺术气质和精神需要的年轻人巴特比被置于华尔街一间狭隘不透光的律师办公室中，一天到晚做着枯燥无味、磨损人意志的抄写工作。这种工作既不需要他的心灵和感情，也不需要他的智慧和创造力，只需要他的手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他内心的孤独、对生命的渴望无人关心，更无人能触及。巴特比最终厌倦并拒绝这种生活，“我不愿做”（I’d rather not to）成为他对一切要求的唯一答复，也是他捍卫个性与尊严的独立宣言。然而，在一个匆忙、竞争、以效率和利益为生存动机的社会中，他的做人的要求成为不可企及的奢侈，他在无望的挣扎中绝食而死。故事以“啊，巴特比！啊，人性！”结束，整个故事中“奇怪”（strange）一词出现了20多次，表明叙述人对商业社会摧残人性的困惑与忧虑。麦尔维尔的中篇小说《比利·巴德》在质疑基督教人性观和柏拉图的权威，揭示理性的不足和自然人单纯无知的危险之后，把毕生的信念寄托于文学，称它为“揭示真理的伟大艺术”，文学以其客观性和洞察力最大限度地揭示了繁荣的物质生活、堂皇的爱国主义言辞掩盖下的社会真相和人生真相。

　　艺术家的超越精神至关重要

　　亨利·詹姆斯的第一部小说《罗德里克·哈德逊》从新英格兰一个小镇的贫瘠社会生活开始，书写一个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年轻人哈德逊得到资助，离开美国这块不利于艺术发展的土地，远走欧洲去实现艺术梦想的故事。作为一位作家，詹姆斯自己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不断地游历欧洲，后半生侨居伦敦，其自身经历便是对美国商业社会的反叛与拒绝。遗憾的是，他即便在伦敦也难逃商业化的文化市场。在20年的欧美主题小说创作之后，詹姆斯在19世纪90年代又返回艺术主题的创作，反思艺术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他的《名流之死》和《大师的教训》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伟大的艺术家必须谨慎对待社会名利的诱惑，以及婚姻家庭等生活负担，其最高使命是艺术的不断提高和完善。该主题呼应了霍桑《雪人》中的主题。詹姆斯的中篇小说《真品》则让我们看到，19世纪末的欧美文化市场不允许艺术真品的存在，严肃艺术家就像破落贵族一样没有存身之地，真正的艺术品和高雅的言谈举止在讲求实惠的商业社会中一钱不值。艺术家要想生存，就得放下自己的艺术理想，听命于社会的任何要求，艺术创作的自由在一个充满交易、没有文化品位的社会中成为奢侈。

　　从霍桑、麦尔维尔和亨利·詹姆斯等美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来看，19世纪美国的商业社会没有给予文学艺术足够的重视和发展空间，新生的民族没有给文学这棵幼苗准备好文化、历史土壤。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监督和质疑力量，美国文学经过一番艰苦挣扎，终于钻出了文化的盐碱地，适时地繁荣发展起来。文学的灵魂是独立自主，是不合作、不妥协，是对人类良知的一份坚守与美的表达。19世纪美国文学的自我救赎表明，根本而言，社会生活的冷暖与历史文化积淀的薄厚尽管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某种制约，但艺术家的反思、批判和超越精神对文学的救赎才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