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科学家往往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形象，他很有想法，很有想象力，动手能力也很强。比如爱迪生，为了做一个灯泡，一次次地试验材质，试出来了，灯泡也就做出来了；然后是筹钱、办工厂、商业化、赚钱，然后再打官司，最后把钱都赔进去，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在今天，科学家凭兴趣搞创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首先，从美国的科研与商业现象来看，做科研的科学家往往是在学校的科学家。过去，他们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所做的科研专利并不能获得商业化的应用。然而，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后，曾经的那些沉睡的被“束之高阁”的专利技术，逐渐通过工业化进入商业应用。

　　其次，市场化的需求一端，也在牵引着科学家的精力与兴趣。相关企业会邀请科学家到企业工作，再把问题带回实验室里，让科研与生产相互配合，使得创新不再是盲目的，不再是凭兴趣的，而是目标非常明确，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资本、决策、判断与需求的牵引融为一体，每一项创新研究的背后都与市场需求的驱动密不可分。“发明创新”不再是一个人灵机一动的创造，创新产品都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经过大量努力，通过商业化驱动进行的科研创造。

　　科学家包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知道，发明创造CDMA技术的是一位女明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商业化路径，最后只能够继续做女明星，无法成为靠科学发明致富的企业家。

　　第三，在商业化产品以后，科学家占大头的时代也过去了。从当下的数据来看，从发明到产品，发明专利仅占产品收成的百分之二；而每一元钱的科研成果背后要有一百元钱的商业推动才能付诸实现，转化为商业化的产品。

　　第四，依靠一套企业治理结构完成整个商业化链条的时代也过去了。靠一套公司治理的方式就把产品从无到有，从一个理念，一个科学的想法变成一个时代的产品，进而完成商业链条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家的占比在慢慢稀释，原来的公司体制和治理结构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这也是一个需要动态摸索的过程。如何让科学家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股权比例低得多、但绝对收入大得多的结果，是一个动态摸索的过程。从这一点看，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投资家应该尽早走到国外去，尽早发现这些商业机会，“早一点走出去，早一点看清楚”。

　　第五，靠财务投资坐享其成的时代过去了。仅仅投钱就想坐收所有渔利的时代过去了。见到一个技术，把钱投进去，当然会长大。但是，可以长多大？这是投资人自己努力的结果，早期投入的人有一份责任，自己是一个自变量，为了使它可以长得更大，我们需要有战略眼光的投资，因为战略投资可以帮助我们，帮助这些科技发明，重新定义其盈利空间，重新定义盈利的分配方式，让它有一个更大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