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古老的“文赋”、“诗品”、“词话”、“曲录”来，“文学史”无疑是小弟弟。可这位后起之秀，一出生就身手非凡。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文学史”在现代中国学界所向披靡，百年后的今天，已演变成一个庞然大物。

　　多年前，我在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曾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我的结论是：“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如此立场，今天我仍坚持——“文学史”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依赖于文学教育的展开。

　　我心目中的“文学事业”，包含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隔，更有各自独自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就拿文学教育来说吧，不仅对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而选择文学史作为核心课程，既体现一时代的视野、修养与趣味，更牵涉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故值得深入探究。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一书，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具体的论述策略是：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