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每个人都放弃任性的冲动时,所有的人才可能都以有尊严的方式活着。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每天早晨七点多,许多大妈就会打开录音机,伴随着强烈的音乐节奏跳广播体操和集体舞。由此产生的声响冲击着我脆弱的神经,使我苦不堪言。实在忍无可忍时,只好向管理处投诉,但第二天早晨迎接我的仍然是刺耳的噪音。

　　现在,有个时髦的名词,用在这些大妈身上非常合适:任性。

　　当然,单单指责大妈们有失公允,因为任性现在已经成了许多人的标志:只要自己喜欢,他们可以随时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在马路上飙车、在飞机上耍横、在公司里独断专行,毫不在意他人的感受。此时,整个宇宙都似乎变为他们的后花园,任他们自由自在地行动。在这个仿佛为他们所独享的世界里,少数个体是绝对的中心,他人则是可有可无的背景。

　　我们所说的任性现象都发生在公共空间。作为交往的场域,人和人在这里相遇。它属于所有进入其中的个体。在进入其中的瞬间,你已经成为公共空间中的成员,既具有自己的权利,又不能逾越必要的边界。当你任性而为时,他人的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后者如果同样任性的话,那么,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于是,公共空间沦落为丛林,大家都被迫参与强者为王的游戏,而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掌控了最大权力的人。吊诡的是,那些貌似任性的人遇到后者,几乎总是选择无条件地服从。就像玩变脸游戏的演员一样,刚才还任性的面孔会立刻展露温顺的表情。事实上,每个任性者的心里都隐藏着秘密的神龛,上面供奉着的主神不是别的,就是权力。

　　然而,现代文明恰恰始于对权力的限制。在法国大哲卢梭看来,所有进入公共空间的人均需服从社会契约。从君王到平民,皆应如此,没有例外。这契约就是法律。每个人都被法律保护,又受法律制约。在法律面前,原本卑贱的个体可以骄傲地抬起自己的头,曾经蛮横的强者则没有继续任性的机会。只有当每个人都放弃任性的冲动时,所有的人才可能都以有尊严的方式活着。从这个角度看,任性属于一种过时的生活方式。喜欢它的人虽然生活在当下,但却没有走出传统戏曲的剧情。透过任性现象,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挥之不去的精神缺陷,进而规划消除它的改革路径。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