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厉震林先生成了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二十一世纪开始后的第三年,他就完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 

　　今天,当他又一次把这篇论文放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几乎忘了。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厉震林早已成为学院教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指导的不少博士生,也都已成为一代学术骨干。于是,他,理所当然,成了“长辈学者厉教授”。他的这篇学位论文,也随之成了“两个世纪交接期的历史文本”。 

　　时间过得真快。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也越来越抽象。照理,应该以衰朽残年的昏聩淡然一笑,诸事不问,岂料天道厚爱,使我还有体力心力纵笔小谈。 

　　我觉得,以“两个世纪交接期的历史文本”来回顾这篇论文,有点意思。 

　　当年此文新出,令传统的戏剧理论界有点措手不及。原先戏剧理论中的一切重要范畴和概念,完全不能来判断它,而中国戏剧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命题,也对它鞭长莫及。但是,它明明在讲戏剧理论,又明明取材于中国戏剧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一旁暗笑:一场世纪性的转换,也波及了这个领域。世纪性的转换是脱身,是放弃,是重新择路,是改变语法。 

　　是的,是改变语法,而不是在已有语法下增添词汇。这“语法”,可称为戏剧人类学。 

　　戏剧,一般只与观众发生关系,怎么扯得那么大,大到了人类? 

　　其实,这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视角的根本转换。早在上一次世纪交替,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一些最优秀的学者发现,人类的充分进步和整体悲剧,使得各种条块分割式的研究失去了意义,而“人类的生存方式”,成了“诸学之魂”。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心理学家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例如弗洛伊德、荣格。尤其是荣格,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文化人类学的奠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