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学校试办本科，当年招生，并开始招收研究生，校长曹云祥接受梁启超和吴宓的推荐，决定聘任在国外留学十几年却不要任何学位而且没有多少著作的陈寅恪，做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大师同列。这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是一个创举，被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大手笔”。然而，这也是当时的清华学校聘任原则所反对的，但曹云祥还是对其网开一面。结果，陈寅恪以一篇5000多字的《与妹书》，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到清华以后，陈寅恪发表的论文并不多，其中好几篇都是在吴宓主编的《学衡》而不是当时的权威杂志《东方杂志》上发表的。陈寅恪很快成为清华学校知名教授之一，也是后来清华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 “双聘教授”，被后来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先生称为“教授之教授”，可见其水平之高。

　　1946年，陈寅恪把自己的学生季羡林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当时，季羡林虽已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但他所治的语言学学术成果并不多，也没有著作，只有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3篇论文。但是陈寅恪看重的是季羡林长远的学术研究前途。季羡林最终不负师望，成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国宝级的学者。

　　如果以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评价标准，以发表论文的数量为取向，那么在这种学术评价体系中，不管是陈寅恪还是季羡林，肯定无资格当教授，甚至无资格进高校。当前有一个规定是，讲师晋升副教授、副教授晋升教授需要多少部著作、多少篇论文，如果数量不够，就不能参评。由此我们想到联合国大会，一般的大会发言限制只有5分钟，这就要求发言者必须高度浓缩自己演讲的内容，真正把精华用5分钟讲完，那就是最高水平。相反，长篇大论、空洞无物，就是“废品”。在学术界，国际会议的大会发言一般也是5分钟。《文史哲》杂志曾经组织过一次笔谈，约请季羡林、张岱年等诸位学术界耆老谈儒学是不是宗教，文章多是800字左右的短文，但是因为切中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因此产生了重大影响，转载引用者不计其数。

　　既然学术成果不能以论文数量多少、著作长短论英雄，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笔者认为，能做到如下两点，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一是看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任何好的学术成果，都应该是在某一个领域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学者应该认识到重复他人说过的话，等于吃别人嚼过的馍，令人生厌。创新性表现在：或者是首次提出一种学术观点，或者是推翻、颠覆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观点。比方说，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国际学术界有学者提出自己的异见，这种异见可能不被广为接受，但是只要言之成理，能够自圆其说，就是学术成果，而且是创新性的成果。只有处在最前沿的研究阵地，才能创造出有创新性的成果。

　　然而，处在最前沿的研究阵地，不是易事。研究者看到，国外有一种文献综述，为研究者提供学科性的文献回溯和总结以及系统的研究综述，这不仅要对某一专题或事件进行综述，而且还要通过对某一时期之内一个学科、一个研究领域内研究成果的“回溯性盘点”和评价，梳理出学术发展的历程，明确学科的前沿问题所在。这种研究综述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让研究者知悉什么是已经完成的学术成果，什么是尚未出现的学术成果，从而便于探讨新问题，便于研究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创造出新成果。因此，国外把各学科已有成果的系统的综述，看作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所必需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这是特别值得国内借鉴的，因为国内一般不重视这种综述。

　　二是看是否字字珠玑，没有废话。比如韩愈的《进学解》是元和七八年间任国子博士时所作的短文，不到1000字，但妙语连珠，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跋前踬后，动辄得咎。韩愈首创的词汇，形成20多个成语，由此开创并引领了唐宋八大家的成长之路。《进学解》是历代士子必读的精品。

　　出于这两种考虑，笔者认为，在目前的评价制度下，对学者不进行学术作品的专业审查，只强调“数量式”评价，重论文不重专著，易导致学者无法着力于文化知识生产的长期深度积累。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往往需要厚积薄发，而追求数量的结果却只能导致学术腐败。所以，如果改革学术评价制度，“代表作制”是可行的。复旦大学从2010年起试行“代表作制”的学术评价制度，2011年扩大到文科领域，潜心做学问的教师凭一部质量过硬的著作也能评教授，这无疑对社会科学评价领域是石破天惊的好消息。“代表作制”是积极的科研评价发展方向，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强调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决定推进优秀成果和“代表作”评价，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坚持以研究成果为主要评价对象，大力推行优秀成果和代表作评价等各种有益做法。要科学设置考核周期，引导研究人员潜心钻研、铸造精品，力戒过多过繁的评价；合理确定评价时限，使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充分尊重研究成果所有参与者的实际贡献，破除学术合作的制度壁垒”。通过推行“代表作制”，一些真正优秀但并不符合现有学术评价制度的人才可以脱颖而出。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有些高校虽然在推行“代表作制”，可惜并没有抛弃原有的重视论文数量的评价方式，只是把“代表作制”作为一种辅助评价手段，实行双轨评价。事实上，不能全面实行“代表作制”，就不能真正实现学术评价的合理化。

　　有人提出，学术共同体的缺位与行政力量的包办，是导致学术腐败的原因之一，二者互为一体，会严重扭曲科研评价的过程。因此，要落实“代表作制”的评价理念，必须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当然，学科评议的专家、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必须由如傅斯年这样敢于直言、为坚持真理而不怕丢“乌纱帽”的学者来充当。我们期待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出现。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