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大学治理：制度比校长更重要

    摘　要：中国社会普遍认为，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就是说，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思路，往往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办学方向与水平。这种习以为常的说法不错，但深究起来也不完全对。就中国来说，大学确实需要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来管理，但更需要保障大学健康发展以及产生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大学制度。大学制度是大学治理的根本保障。在人类历史上，国家治理方式有两种：法治和人治，大学也有类似之处。所以说，校长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重要的，但比校长更重要的是大学制度。因此，中国要建立和完善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大学制度，进而实现大学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才是保障大学生命力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大学治理；校长；制度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建立于1520年前至今仍以同样的名字、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事情的85种社会组织中有70个是大学。大学之所以成为人类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是因为大学钟情于正义、良知与真理，在文明选择、传承、融合与创新过程中，保持了人类文明灯塔与知识殿堂的禀性，引领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1］。大学自欧洲中世纪诞生以来，历经千载的社会变迁与自身发展，不仅依然保持着自身旺盛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而且在人类文明进步与落后倒退两种力量的博弈中，始终代表着文明进步的力量。为什么大学能成为人类基业长青的社会组织呢？回答这个千载难解之谜，不是作者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对与此相关的大学治理问题，则是可以做一点探讨的。在我国，社会普遍认同的说法是“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就是说，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思路，往往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办学方向与水平。在我国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大学制度、各大学纷纷制定大学章程的关键时期，这一说法是值得反思的重大问题。

　　一、大学治理：校长影响的理性反思

　　校长的人品胸襟及办学理念，确实对大学治理有很大影响。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堪称典范的当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理念，使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成为中国大学精神的丰碑。的确，蔡元培作为教育家型大学校长，不仅一直在用公正、自由与宽容的学术风范，努力成为大学使命、教育理念甚至社会责任的坚守者，更在于他为中国大学树起了精神旗帜。除蔡元培校长之外，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可谓群星璀璨，北京大学的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可以说，这些教育家型大学校长一个人就是一部传奇，一个人就是一座丰碑，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2］。今天人们之所以对蔡元培等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怀念不已，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在他们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可以与他们比肩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了！

　　199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学校长访谈录》中，收录了记者对100多位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访谈。读者遗憾地发现，即使在这本被称为“质量相当高”的访谈录里，也难以筛选出多少值得称道的教育思想。鉴于此，中国教育界强烈呼吁教育家办学，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曾多次提出“要倡导教育家办学”。2010年７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也明确提出，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新中国成立６０余年来，高等教育规模从小到大，大学校长从少到多，为什么没有出现与蔡元培等教育家型校长比肩的大学校长呢？美籍华人学者潘毓刚曾说过：“中国有没有人才？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即使一万人里出一个人才，也比外国的人才多。……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如果没有健全的体制，即使有人才也发挥不了作用。”［3］因此说，大学制度是大学治理的根本保障。

　　国内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大学确实需要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来管理，更需要保障大学健康发展以及产生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大学制度。近年来，以高调呼吁大学“去行政化”著称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大胆地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走出了诸多“先走一步”，比如争取大学相对独立的办学权，倡导大学“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毕业生有百分之十八的“退出率”，等等。然而，刚刚卸任的朱清时校长却认为，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制定好大学章程［4］。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院士认为，在任何时代，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都是大学最根本的制度。学术自治是处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可使大学免受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过多的干预。在学术自治前提下，学术自由就是鼓励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5］。没有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大学制度作保障，大学校长的影响是难以持续甚至是难以释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