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d "Magazine" in China

　　【作者简介】邓绍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笔者根据掌握的新史料发现：“杂志”一词最早出现并用作出版物名称的情况可追溯到唐代文献。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中，它衍生出三个不同的语义。随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中国引进西方杂志（magazine）的概念，借用古汉语“杂志”创造出“期刊”概念的本族新词，而非“日源新语”，并开始以“杂志”来命名近代报刊。但后来却有段时期不用，而在日本发扬光大。甲午战败之后，日本将“杂志”新语返传中国，在中华大地再次落地开花。随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它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出版著作的专业术语。它的演变过程上演了一幅中西文化观点对接、中日文化互动的真实图景。

　　According to lots of data, we have come to conclusion that the word ‘magazine' firstly came from the ancient Tang's Chinese works. With the arisement of modern journalism, the conception of 'magazine' coming from the west was moved into china, but it didn't exist long. After Sino-Japanese War, Japanese ‘magazine' returned to Chinese journalis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journalism, the word ‘Magazine' has became the journalism's term.

　　【关 键 词】杂志 唐代 期刊 日本 术语 Magazine/Tang Dynasty/Periodical/Japanese/Terms

　　我们身边的许多日常事物，由于习以为常，约定俗成，人们往往“日用而不知”，有些甚至连学术界也“日用而不辨”。如“杂志”就是典型一例。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记载：“杂志，是指具有固定刊名，以期、卷、号或年、月为序，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印刷读物。它根据一定的编辑方针，将众多作者的作品汇集成册出版，定期出版的又称‘期刊’。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与报纸相比，杂志的优点是‘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1]改革开放后，中国杂志得到了迅猛发展，数量蔚然可观，内容包罗万象，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知识和娱乐需求。但是关于“杂志”词源出自何处？古今“杂志”有何异同？“杂志”怎样成为新闻传播学术语？笔者详细考察“杂志”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过程，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一、“杂志”词源新证

　　现今许多学术著作和论文，认为“杂志”一词在中国用作出版物名称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宋代，如宋代江休复的《嘉祜杂志》、周辉的《清波杂志》[2]。但据笔者迄今掌握的史料表明，“杂志”一词以及作出版物名称的情况，最早不在宋代，可更早追溯到唐代。

　　据五代后晋学者刘昫编撰的《旧唐书·经籍志》卷四十六志第二十六记载：在唐代保存下来的文献有“《陈尚书曹仪注》二十卷杂志”[3]，而且出现了以“杂志”命名的书名“《杂志记》十二卷”[4]。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撰写史论专著《史通》时，也采用了“杂志”一词，“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格》。盖氏族之事，尽在事矣……（以上《杂志》）。”[5]

　　宋元明清各朝以“杂志”命名的书籍数量众多。据《宋史》记载：有马永易《寿春杂志》、江休复《嘉祜杂志》、曾敏行《独醒杂志》、周辉《清波杂志》、张耒《张太史明道杂志》、周必大《二老堂杂志》、李孟《杂志》、程迥《淳熙杂志》、真德秀《清源杂志》等。据《元史》记载：有王柏《伊洛精义杂志》、陆友仁《砚北杂志》、杜瑛《律吕律历礼乐杂志》等。据《明史》记载：有陈懋仁《泉南杂志》、钱溥《朝鲜杂志》、伍袁萃《弹园杂志》等。据《清史稿》记载：有王念孙《读书杂志》、《滇南杂志》、《在园杂志》、黎庶昌《西洋杂志》、钱仪吉《曝书杂志》等。

　　这些古代“杂志”含义与现代“杂志”不同。在唐代文献《陈尚书曹仪注》中，“杂志”含义为“零星地记载传闻、逸事、掌故的笔记”。《杂志记》是地理类书籍，其“杂志”即作古书书名，意指“杂记”。在唐代《史通》中，刘知几将《杂志》列于《天文志》、《艺文志》、《五行志》、《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之后，作为“地方志的一目”，意指丛谈之类。宋元明清“杂志”一词，基本包含以上三种含义。

　　但是，古代“杂志”与现代“杂志”也有联系。古代“杂志”突出了“杂”字，反映了内容繁杂、无法归类等特点。这与近现代“杂志”包罗万象、体裁多样等特点类似。这也可能是中国近代沿用“杂志”来表达内容“杂”的书名或刊名的原因。

　　二、西方近代“杂志”（Magazine）概念传入中国

　　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西方“杂志”（magazine）一词在英文中是外来词，原指仓库或指武器、弹药、炸药等军火库。该词大约从16世纪起，就已经衍生为“知识的仓库”，进而解释为“杂志”。世界上第一种杂志是1665年创刊的《学者杂志》[6]。1731年英国艾德华·卡夫（Eward Gave）创办了一份期刊，名为《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该刊内容包括小品、论文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文章，比较庞杂。从此，人们用“杂志”来指“刊登论文、故事等文字并定期出版的刊物”。

　　西方近代化杂志兴起之后，近代来华传教士将报刊活动传入了中国。1815年8月，英国传教士米怜和莫理循在马六甲创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是第一份近代化的中文报刊。该刊英文名直译为“中文每月杂志”，而英文“杂志”（Magazine）一词被意译为“统记传”，表达出“无所不记，广为传布”之意。该刊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每月初日传数篇”的“定期出版物”观念以及内容博杂（基督教义、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伦理道德等）、体裁多样的西方杂志形态。

　　1833年8月1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从刊物内容和形式更加具有西方杂志化形态，内容更丰富了，形式上分栏目编排。特别在《新闻纸略论》中专门论及西方杂志，“（新闻纸）每月一次出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7]

　　1853年9月，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虽然名称没有用“杂志”之名，但在刊物内容《圣拿马寺记》出现了“杂志”一词，“英国友人得于丛书中，兹译出，嘱为点串成文，附于香港杂志之末，俾读是书者，知世人之行善，竟有如此之笃好云。南充刘鸿裁。”[8]这是中国近代化报刊中第一次使用“杂志”一词，具有近代“杂志”期刊的含义。

　　中国近代出现第一个以“杂志”命名的刊物是《中外杂志》。该刊于1862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玛高温（John Macgwan）创刊于上海。英文名“Shanghai Miscellany”，直译为“上海杂集”，这与澳门《杂文篇》（1833, 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一脉相承，借用的是“杂志”中文古义。因为“Miscellany”直译为“杂集”，意指“不同作者所写不同题目的文集”，这比西方“杂志”（Magazine）的单一名词性，更能体现汉字“杂”的特点。这可能是传教士没有将中国“杂志”对译西方杂志“Magazine”最重要的原因。

　　因此，随着西方“杂志”（Magazine）和“定期出版物”观念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以及“Miscellany”等词汇与中文“杂志”的对应，表明近代中国“杂志”期刊概念开始兴起。

　　三、日本近代“杂志”的兴起与返传中国

　　在中国近代报刊兴起的同时，日本“杂志”也开始出现。为了解海外状况，幕府政府于1856年设立番书调所，从事海外报刊翻译工作，供官员阅读。如《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官版六合丛谈》、《官版中外杂志》等。《官版中外杂志》的“杂志”一词的翻译对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无材料能直接证明。但据日本学者木村毅在《现代新闻研究》中指出：在江户中期的皆川棋园，已经出现了《云萍杂志》，是指作品随笔集。[9]这同古汉语的“杂志”用法相同。因为同处汉字文化圈，日本江户时期的日文汉字“杂志”可能是借用了中国古汉语用法。

　　最早使用“杂志”命名的日本近代杂志，是1867年的《西洋杂志》。该杂志在创刊号中就声明：“本杂志创刊之主旨与西洋各国之月刊无异，皆广集天下奇谈，应能一新耳目，加益万民之诸科学和百工技艺，包括所有译说，将不借版面，搜集汇纳”[10]。这指明了日本近代杂志与西方杂志的渊源。据日本学者山本文雄在《日本大众传媒史》指出：日本杂志对译了荷兰语“Magazijn”。因此，日本应该是借用了古汉语“杂志”对译西方“杂志”。

　　进入明治时期后，以“杂志”命名的刊物逐渐增多，如1873年《海外杂志》、《医事杂志》、《文部省杂志》等，1874年《教林杂志》、《民间杂志》、《明六杂志》、《法理杂志》、《陆军医事杂志》等。

　　但是，近代中国的“杂志”兴起之后，并不像日本那样得到了推广使用。当时中国创办的许多杂志，仍以“报”或“汇编”等词汇命名，即便使用了英文“Magazine”也不对译为“杂志”，如《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而且“杂志”的古代意义还在继续沿用。如清代外交官员黎庶昌的《西洋杂志》。但也有少数驻外官员关注和使用了近代期刊概念的“杂志”一词，如黄遵宪。他在《日本国志》的《学术志》中记载有：“文久三年，横滨既通商，岸田呤香始编杂志。”[11]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掀起学习西学的新高潮，也迎来了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和甲午战役失败的刺激，日本成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转站。日本杂志刊载的文章成为中国报刊内容重要来源。日本许多杂志期刊就以“杂志”命名，以致“杂志”一词频现中国报端。如上海《时务报》专门开设“东文译编”专栏，由日本人古城贞吉专门负责翻译编辑日本报刊文章，先后出现含有“杂志”的日本期刊八种四十次之多。它们分别为：《经济杂志》2次，《东京经济杂志》11次，《东华杂志》1次，《日本杂志》4次，《太阳杂志》5次，《世界杂志》3次，《国民杂志》8次，《地球杂志》6次。再如《译书公会报》（1897年）、《实学报》（1897年）、《东亚报》（1898年）等期刊。它还专门开设了以“杂志”命名的专栏，如“中外杂志”专栏，刊载一些译自中外报刊、篇幅短小的中外新闻消息。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在中国大陆之外，还开始出现了以“杂志”命名的中文期刊。如1894年10月，英国伦敦白来公司（Pelham Press）出版了面向中国、朝鲜发行的中文季刊《清韩英实业杂志》（又名《中英商工机器时报》）[12]。1896年6月，在日本占领的台湾创刊了《台南产业杂志》[13]。

　　甲午战争之后，从以“杂志”命名的日本期刊名称频现中国报刊，到以“杂志”命名的专栏纷纷设立，再发展到以“杂志”命名的中文期刊在中国大陆之外得以创办，这不仅反映出近代“杂志”期刊概念在中国的逐渐普及和推广，而且体现出日本近代“杂志”用法对中国的示范作用。居留日本的中国人开始受到影响，重视近代期刊概念的“杂志”，并强势倒灌中国。虽然以“杂志”命名的中文期刊只是在中国大陆之外出现，但是新事物一般都是从外延向中心突破。这预示着随着国人办报新高潮的再次来临，中国大陆以“杂志”命名期刊的做法呼之欲出。

　　四、近代“杂志”在中国落地开花

　　20世纪初年，随着清廷“报禁”、“言禁”的开放，中国报刊迅速地进入了第二次国人办报的新高潮。在报刊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杂志”相关的词汇有了新创新。如第一次使用了“杂志社”一词。1900年8月，《清议报》发表的文章《英俄角逐论》使用了“杂志社”一词，“光绪十一年，与其友辜立飞共开《亚洲》杂志社”[14]；以“杂志”命名并自指的第一份期刊《亚泉杂志》随之在中国大陆横空出世。

　　1900年11月29日，《亚泉杂志》在上海商务印刷馆出版。创办者杜亚泉明确指出了创刊目的：“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区区杂志，讵足当此目的……”[15]这种“杂志”命名并自指的做法，说明杜亚泉具有比较明确的近代“杂志”期刊概念。但是，这仅是昙花一现。1901年6月9日，《亚泉杂志》出版第10期后停刊。杜亚泉此后创办的《普通学报》、《中外算报》均以“报”称之。

　　舆论界对杂志也有各种称呼。如梁启超以“丛报”来指称“杂志”，但仍注明日本称之为“杂志”，且介绍了世界各国杂志的种类，“日报与丛报（丛报者指旬报、月报、来复报等，日本所谓杂志者是也）皆所当务，而丛报为尤要。”[16]还有些报刊以“册报”来称呼“杂志”。如1902年《时务汇编续编》第26册发表的《新旧各表存目表》的统计表中，就以“册报（杂志）”和“日报”两类来统计中国自1872至1902年30年的报刊存佚情况。

　　1903年是近代中国“杂志”期刊观念确立的关键性年份。这首先体现在，一些新创办的刊物纷纷使用近代期刊观念的“杂志”一词来自指期刊本身；其次，松本君平《新闻学》汉译本的出版，对近代期刊观念的“杂志”起到了积极的推广和普及作用。

　　1903年初，中国留日学生同乡会纷纷成立杂志部，创办杂志，开始用“杂志”或“本志”自指。如1903年2月，浙江留学生同乡会在东京创办《浙江潮》，其创刊号刊登发表《发刊词》：“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谋集会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17]同年4月，《江苏》杂志在发刊词中两次使用“杂志”，“腐败者，我江苏之特色，而谈腐败者又我《江苏》杂志之特任。”“江苏杂志简章，本志之命名曰：江苏。”[18]

　　1903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松本君平《新闻学》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该书中，具有近代期刊观念的“杂志”一词不仅频繁出现，而且设立专章从学理上专门讨论“杂志”和“新闻纸”记事的区别。《新闻学》汉译本在《新闻社之组织》中，介绍了“新闻杂志节录部”。在《特别记事》中，又比较了报纸和杂志的“记事”、“评论”的差异，认为：报纸比杂志记事“稍差”，“必须细密考究”，数量也“较杂志为多”；但是，报纸的新闻记事“结构精密”。杂志记事“在教训”，报纸记事“取趣味而已”。报纸的论说“比于杂志之论说，稍为淡泊”。杂志“须正确而精密”；新闻“只须轻妙简明也”。报纸论说“可以朝生而暮死”；杂志论说“则比新闻之有继续不断之体裁也。”[19]在《杂志及新闻文学者之注意》中，再次对杂志和报纸异同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著者总体认为：“杂志之记事与新闻之记事，初观之虽似同其性质。若详考其性质与材料，则两者之间，实大相径庭焉。”然后，对两者进行了五方面的比较。第一，叙述风格上，“杂志之记事论文也，以文雅为尚，而且售永之意味，且如书籍之有体例。新闻之记事论说，已蹈浮薄草率之弊。其记事也，朝生暮死，只期一日之趣味。”第二，印刷技术上，杂志“印刷不必求速，而以美丽光明为主。”新闻只追求“物质进步”，“一时之间可得印刷六万纸。”第三，内容上，新闻“博杂”，杂志“精练”，新闻“以几多之事揭载于一时。其编辑既速，必不免粗率之病”，杂志则“一月之间，凝神注意。选择材料、校对，也易精工”。第四，作者投稿方面，“寄书于杂志者多，寄书于新闻者少”。因为，“揭载于杂志，可较常数稍厚”，“寄书于杂志者，原不计其报酬，实望播其文名耳”。第五，插图绘画方面，“美丽之绘画，为发行杂志所不可缺。”“绘画之良窥，即新闻之盛衰也。”“杂志之须绘画，较新闻尤重。”著者最后认为，杂志与报纸记事最大的区别为：“第一，关于事实。第二，关于想象。如描写、传记、论说以及他类记事论文之实事。或为议论，如叙述风俗及一切构作，则与新闻之特别记事，已大相差异矣。惟杂志所要之处，其记事须加一层之注意，以合稗史之法则。”[20]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局1903年10月翻译出版的松本君平《新闻学》，对报纸和杂志在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厘清，说明译者已经对两者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因此，《新闻学》汉译本的出版，标志着近代中国的“杂志”期刊观念基本确立起来。随着《新闻学》汉译本在中国各地的发行和推广，至1904年，近代中国的“杂志”期刊观念已经确立起来。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1904年一系列以“杂志”命名的期刊纷纷在全国各地创刊，如《东方杂志》（上海）、《武备杂志》（保定）、《东浙杂志》（金华）、《教育杂志》（天津）、《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日本东京）、《滑稽杂志》（上海），甚至有些期刊改变刊名，取名“杂志”，如《北京杂志》。这些杂志期刊中，最典型的是上海《东方杂志》。

　　1904年以后的各个年份，以“杂志”命名的近代期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根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进行统计，1905年有《华北杂志》、《北新杂志》、《直隶教育杂志》、《湖北警备杂志》等；1906年有《见闻杂志》、《法政杂志》、《农桑学杂志》、《学务杂志》、《南洋兵事杂志》、《音乐小杂志》、《宪政杂志》、《理学杂志》等；1907年有《寸心杂志》、《中国妇人会小杂志》、《中国新女界杂志》、《自治学社杂志》、《奉天教育杂志》、《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等；1908年，10种；1909年，7种；1910年，20种；1911年，17种；1912年，15种；1913年，15种。虽然这些以“杂志”命名的近代期刊同当时报刊总数比起来，数量并不占多，但从1904年开始，它们先后问世，并时相存，没有间断。这些都说明近代的“杂志”期刊观念在中国已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种情况，也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并将“杂志”一词载入知识工具书。如1911年5月，黄摩西主编、上海国学扶轮社印行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就有“杂志”辞条。“[杂志]Magazine，旧为无种类之书名，如随笔丛录等。自海通后，遂以成帙之报当之，如月报、旬报等（其实各有界限，此事尚未发达，故多混称）。西国，始于1737年，散德门斯麦伽勤之刊行。吾国始于同治初教会中人，至戊戌以后而稍盛，然此起彼仆，能持久者甚少。”[21]它比较准确精要地概述了“杂志”一词的古今变化和中西流变。我国最早西方实用新闻学译著《实用新闻学》的出版，多次使用了“杂志”一词，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杂志”逐渐成为新闻学专业术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化下，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新闻学者开始进入职业化、专业化的新闻学著述时期。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杂志”作为新闻学专业术语逐渐被固定下来。在徐宝璜《新闻学》（1919年）、任白涛《应用新闻学》（1922年）、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等中国新闻学第一批著作中，“杂志”作为新闻学专业术语频繁出现。尤其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先后两次专门讨论了杂志问题，不过侧重点不同。在第一章“绪论”中，注重报纸和杂志区别，认为两者区别在于：“从外观着手，如报纸为折叠的，杂志为装订的。”“从内容方面乃至原质方面着手，即报纸以报告新闻为主，而杂志以损载评论为主，且材料之选择，报纸是比较一般的，而杂志是比较特殊的。”[22]并指出：“报纸之一般性，指普通报纸之内容有一般兴味而言。此与时宜性相似，为报纸与杂志最易区别之一点。”[23]在第五章第二节“杂志”中，戈公振专节介绍了民国成立至1926年中国杂志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的主张，并将杂志以性质划分“学术与政论与改革文学思想及批评社会”三大类，且一一作了详细的介绍。至此，“杂志”作为新闻学专业术语，被新闻学界广泛使用。

　　六、余论

　　纵观“杂志”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可以发现“杂志”一词并非“入华日源新语”①。“杂志”一词从唐代开始在中国古已有之，以“杂志”命名出版物名称的做法也从唐代开始，连续绵延，漫长久远。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中国逐渐引进西方杂志（magazine）的期刊概念，并开始以“杂志”来命名近代期刊，如1862年上海《中外杂志》。反观日本，不仅在日文汉字中借用了中国古汉语“杂志”，如江户中期的《云萍杂志》；而且以“杂志”命名近代期刊的做法也比中国较迟，如1867年《西洋杂志》。但是，这个由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造的本族新词，后来有段时期弃而不用，却在日本大放异彩。甲午战败之后，日本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中转站，日本将“杂志”新语返传倒灌中国，在中华大地再次落地开花，且随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成为中国新闻学著作的专业术语。总之，“杂志”一词在中国的历史源流演变中，随着历史文化语义的生成变化，上演了一幅中西文化观点对接、中日文化互动的真实图景。

　　注释：

　　①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王立达论文《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提出。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将其列入“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的现代汉语词汇一览表”。改革开放后，许多各类工具书以此为定论。如《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年）、《宣传舆论学大辞典》（1993年）、《应用写作大百科》（199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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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山本文雄编，诸葛蔚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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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杜亚泉，亚泉杂志序(A).亚泉杂志(J)第1期.1900年11月29日.

　　[16]梁启超，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A).清议报(J).第100册.

　　[17]发刊词(A).浙江潮(J)，创刊号.1903年2月.

　　[18]发刊词(A).江苏(J).创刊号.1903年4月.

　　[19]松本君平.新闻学[M].见余家宏，宁树藩等编注.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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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钟少华.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条目选[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143.

　　[2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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