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Clues and Mistakes of Research on Modern China's Newspaper History: Focus on Japanese Official Revised Edi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作者简介】卓南生，日本龍谷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顾问。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探讨日本“官版汉字翻刻新闻”与中国萌芽期近代报刊的关系及其特性与影响，并追述中日两国报史奠基人戈公振与小野秀雄之学术交往，进而分析中国新闻史学界，包括一些教科书迄今仍然经常出现混乱乃至错误之根源所在。

　　“官版翻刻汉字新闻”在日本的报业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小野秀雄将它与《官板巴达维亚新闻》并列为“我邦（日本）报纸的祖先”。从中国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鉴于原件中文报纸的大量佚失，日本官版给报史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相关资料与线索。但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官版翻刻报纸对原报刊的删改乃至改头换面，也给研究者带来了混乱，制造了一些误区，乃至“陷阱”。尽管如此，它也是促使研究者探求真相、正本清源的“诱惑”。

　　【关 键 词】日本官版汉字翻刻新闻 萌芽期近代中文报刊 戈公振 小野秀雄 Japanese official revised edi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in rudimentary period/GeGongzhen/Ono Hideo

　　关于19世纪日本官版翻刻的汉字报纸，也许很多人知之不详。幕府末年的日本处于锁国时代，只跟荷兰有交往。当时日本最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懂得荷兰文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精通汉文的。即使是到了明治时期，他们虽然不能流畅地说汉语，但却能够和王韬笔谈得津津有味。[1]翻刻汉字报纸实际上是日本幕府末年、也就是明治维新前，采取锁国政策的日本当局获取海外信息的一种途径。这种情形跟《官板巴达维亚新闻》类似，因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所以巴达维亚新闻其实是荷兰在雅加达办的荷文报纸，那是幕府末年日本知识界获取海外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样的，在文久年间（1861—1863）翻刻的官版汉字新闻，借用日本新闻学奠基人小野秀雄的话来说，就是今天日本报纸的“老祖宗”。

　　所谓“官版汉字报纸”，是指19世纪西教西学传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之后，西人在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和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所办的一些汉字报纸输入到日本之后翻刻的报纸。这些报纸经过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即“蕃书调所”（1862年易名为“洋书调所”）御用官僚的审阅、删减，取其能满足他们信息需求的内容重新翻印复刻。也就是说，“官版汉字翻刻新闻”其实就是日本官家特许的翻版书。这些官版汉字报纸广泛流传于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关于这点我下面会详细叙述），不少图书馆和读书人都有良好的保存和收藏，可以说是替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记录和线索。因为，洋人早期办的中文报纸很多都流失了，在中国几乎都找不到原件了。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展有关的调查研究时，首先就遇到如何觅取原件的难题。一开始，笔者的研究根据就是这些报纸的部分原件再加上它们的日本版，当然日本翻刻版不是完整的版本，而是经过删改的官版汉字报纸。但根据这些报纸去推测、推敲，还是多少能窥视早期华文报的面貌。《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就有部分章节是借助日本官版汉字新闻的内容及其线索的。

　　有关日本官版汉字报纸，即日本的“翻刻汉字新闻”，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及香港地区，都没有人研究过。即使是在日本，除了小野秀雄从日本报业史的角度有所梳理之外，基本上也是空白的。笔者是从小野秀雄那里获得灵感、线索和启发进行这项研究的。

　　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被视为近代中文报开端之缘由

　　中国报史学界基本上将中国的报纸分成两阶段：一种是“古代报纸”（或称之为“新闻信”），一种是近代报纸或现代报纸。一般而言，古代报纸包括“邸报”、“朝报”、“杂报”、“条报”、“除目状”、“状报”，还有《京报》等。这些近代报纸出现前的“新闻信”或“古代报纸”，也可称之为“新闻类似物”。

　　“新闻类似物”这个词汇中文比较少用，日本人用得多一些，意即“类似报纸的东西”。我们知道，亚洲的汉字报纸跟西方报纸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全盘套用西方的报纸概念，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草创期的中文报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宗教月刊究竟是“刊”还是“报”的问题。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它既是“刊”也是“报”，因为，中国报业的发展是由“刊”而“报”，周期由长到短，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果我们咬文嚼字，用今日的“刊”与“报”的概念来区分，并不符合中国近代报纸历史的发展情况。有关这个问题，拙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绪论的第一个注解中其实早已有详细的说明。[2]

　　我认为，我们研究一份报纸或某个时期的报刊史，应回到它的历史年代去考察，不能用我们今天说的概念，说《环球时报》是报纸，《读书》是杂志，因为后者以书本形态编印，是“刊”而不是“报”，因此，同样是书本形态出现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只能归于杂志类，不能称为近代中文报纸的鼻祖。这是我们现在的概念。实际上，日本也有日本的“新闻类似物”，最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类似物”是“瓦版新闻”。“瓦版新闻”是指以“瓦”为主制版的报纸。用今天的概念来看，瓦版新闻其实也不是一份正式的报纸，它没有很明显的周期性，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就通过文字、图画来传播信息，哪里发生火灾、哪里发生地震，贩卖报纸的人就一面读报一面卖报。这后来也成为日本报纸发行、推售的一种形式。

　　有关中国的近代报刊，从戈公振到今天的报史学界，都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作为中国近代华文报业史的开端。近来有些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第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地点不在中国，不应视为中国报刊史的一部分；第二，这明显是一份杂志，连它的英文名字都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所以其实在马礼逊的脑海中是把它当做杂志来看待的，因此，应该推翻戈公振的看法。到底戈公振的这种分类法是否有错？我的基本看法是：“没错。”为什么呢？这份报纸严格来说应该叫做“报刊”，日本人根据其出版周期称之为“新闻月报”。“新闻月报”对于中文来讲有点别扭，中文一般叫做“报刊”，中国新闻史学界也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物”。[3]我觉得倒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严格划分“报”和“刊”的界限。中国近代报刊史是先有刊，后有报，周期由长而短逐渐发展。从“刊”到“报”是一个过程，前后办报刊的虽然未必是同一拨人，但从时代的大背景、办报者的经验累积和受众逐步接受报刊的概念等因素来看，两者都有着前后不可分割的关系。其道理正如我们不能说蝌蚪和青蛙毫不相关一般。这就是华文报业史上“刊”和“报”的基本关系。

　　那么，为什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在中国而我们又把它当作中国报刊史的鼻祖呢？其原因是，这家报刊虽然是在马六甲办的，但把它当作中国报纸的起源，这实际上是有很特殊的背景，这样的特殊背景是其他国家，无论欧洲还是美洲所没有的。

　　要了解这特殊性，也许我们得先搞清楚马礼逊到底是怎样的一名传教士。如果单单从他热衷于学习中文、热衷于交流等表象来看，好像他是一个文化的使者，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宗教，亚洲并不是没有宗教，问题是西方人自认为他们的宗教比亚洲的宗教要高一等，于是他们要到亚洲或者非洲来传播他们的“福音”。为此，他们必须借助各种手段，也需要资金。马礼逊作为伦敦布道会首名被派往中国传播新教的传教士，从一开始就获得欧美政界、商界人士强有力的支持。他来到广州，时逢中国当局采取禁教政策，对西教予以严厉取缔。因此他必须挂职在东印度公司，在后者的庇护和提供高薪的支撑下生存与发展。这样，从一开始教商就结合在一起了，他可以不愁吃、不愁穿，拿着高薪安心去学习中文、编译词典。当然，学习中文并不是他的目的，而是手段，通过这个手段和掌握汉文媒介的这个武器，开展“文字播道”的工作。可是，当时中国严禁文字传教，违反者是要掉脑袋的，马礼逊觉得很危险，所以就派遣他的助手米怜去了马六甲。为什么选择马六甲？一来是因为马六甲距离中国相对上没有那么远；二来马六甲是当时华侨聚居较多的地方；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是信仰基督教的英国的势力范围。有了明确的传播对象——华侨，有了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即有了英国政府的庇护，加上西方商界财力的资助，传教士们就可以安心出版他们的中文报了。由此可见，伦敦布道会最初虽然是在南洋办报，但其受众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锁定中国人，将这些草创期的中文报刊列入中国报业史的范畴，并无不妥之处。到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5；1837-1838）的时代，这种政教商的铁三角关系就更加清楚了：你是政、是商，而我是教，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把中国这个神秘大国的大门打开，商人可以得到鸦片售卖等利益，政府可以在东方获得殖民地，传教士可以在这神州大地展开拓教活动，传播福音，安心地出版报刊，进而改变中国人对西人、西学、西教的各种偏见与形象，让中国人知道对待外国人应该平等，不能称西人为“夷”。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待人平等的精神应该提倡，但问题是在那个年代，西人缘何要迢迢千里跑到东方受人“歧视”。这就涉及一个不能不让人深思的核心问题：“西力东渐”究竟是怎么回事？说白了，其实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打进中国、打进亚洲，开拓殖民地、争市场、抢资源的一个具体表现。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无论是印刷或者内容其实是非常粗糙，文字也是似通非通的，米怜所雇用的中国工人梁发所受教育不高，只是个刻工，也是第一个新教的中国人教徒。《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内容是以宗教为中心的，但如果只有传教的内容谁也不想看，因为它与宗教的传单或小册子没有两样。因此，必须要穿插一点有趣的东西，用编者米怜的话来说：“但人最悦彩色云”，所以内容上增加了一点颇似小品文、副刊式或近似新闻类的内容，即所谓“彩色云”，以便吸引读者。这份刊物是免费赠送的。编者最大的期盼是，通过当地华侨送往中国，影响中国国内的人。华侨出外谋生，有机会是要衣锦荣归的，他们也会把在海外获得到的东西和信息带回去。传教士认为印刷媒体最能发挥影响作用，因为它无脚走遍天下，这些刊物表面上看没什么，但长远来说肯定会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分发这类报刊和传单，肯定会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一些影响甚至是冲击。

　　拙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我把中国近代中文报纸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宗教月刊时期（1815-1857），像《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各国消息》、《遐迩贯珍》等；一是“新报时期”（1857-1874），这时期的宗教报刊已非中文报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受西方商业报纸影响而办的报纸。这些“新报”的诞生显然是跟商业社会初期的商品经济有关。尽管如此，中文报刊第一家以“新报”为名的是美国传教士玛高温1854年在宁波创办的宗教报刊《中外新报》。当时之所以取名为“新报”，其概念是与传统的中国报刊，即“古代报纸”相对应的。换句话说，“新报”是有别于《邸报》、《京报》传统报刊，以新形式、新内容、新姿态出现的报纸。从“古代报纸”发展到“新报”，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涵盖着宗教月刊报纸，比如宁波《中外新报》。早期近代化中文报纸是先有宗教月刊报纸，后有“新报”的。这些宗教报刊从最初就是月刊，只有宁波《中外新报》比较特殊，它不是英国传教士办的报纸，不是伦敦布道会办的报纸，而是美国传教士办的报纸，最初是半月刊，后来改为月刊，最后则成为不定期刊物。

　　上述宗教月刊有个共同点，都是由教会或在西方人士支持下出版的，实际上都是免费赠送的，中国人买的非常少，所以编者常有怨言，说中国人吝啬，不肯买他们的报纸。认真地说，这些以传教为主的报刊，即使是免费赠送，当时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接受的。

　　先有宗教月刊报纸，后有“新报”，这是一个中国近代报业发展与演变的过程。香港最早的中文新报《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来易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开始是周三次刊，即一个星期出版三次，然后在另外的三天发行仅刊载商业信息的市场报，最后才发展成为完整的日报（周一至周六出版、星期日休息）。这说明当时在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及五个通商口岸开始有些小商人、小买办需要一些商业信息，主要信息是船期、货价等，比如，香港什么时候有船开到海外，什么时候货到，还有辣椒、纱布、茶叶等的价格起落，都是他们急需知道的行情。作为中国首家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前身报《香港船头货价纸》的命名即充分反映这一点。“船头”是指船的出航和抵达的船务信息，“货价”是货物进口、出口的价格。这样的信息，对他们的受众来说很重要，因此得放在头版，因为当时最主要的读者群就是这些小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