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晏青，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内容提要】娱乐之所以在当下受到热捧，不仅因为它符合人性，具有心理基础，而且还具有值得关注的意识形态传播潜能。娱乐修辞基于语言、图像、音频等大众传媒符号，以取得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效果为其目的。其核心策略是，通过故事化、感官化、视觉化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在快乐传播中，实现与意识形态的无缝衔接。当下有关大众传媒娱乐化问题的讨论，日益陷入单纯的政治或伦理泥淖，导致方法论层面上大众传媒娱乐化研究难以形成学术界的共识。作为大众传媒时代的娱乐，其生产力不可小觑。以感觉为主导的娱乐应该成为另一种认知图式、另一条启蒙途径。

　　【关 键 词】大众传媒；娱乐；修辞；意识形态；方法论转向

　　大众传媒时代的娱乐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露端倪，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的表征形式。“娱乐的代码渗透到新闻、信息、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①。现代传媒技术使得数字娱乐超越传统娱乐方式。大众传媒不仅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还制造娱乐需求，引导娱乐需求，娱乐似乎成为当今生活的刚性需求，并实现了娱乐与传媒的高度一体化，使当下的世界真正进入了娱乐时代。娱乐如此受到热捧，“并不仅仅是一种内容或者形式，其实它在本质上是人与世界沟通畅达时所产生的快感，是人性自由所追求的一种境界”②。尽管娱乐常常被理解为一种不带任何功利性，以放松、消遣为目的，以游戏方式进行的休闲活动，但其实娱乐绝非只具有单纯的消遣属性，它的内在层面与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当下的大众传媒时代，权力、资本的实现都离不开娱乐。在娱乐表现出“超”意识形态时，涉及意识形态内涵的诸如政治、伦理、道德等“严肃”内容其实则更为隐蔽地内嵌其中。

　　本文将分析娱乐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的重要修辞手段，其概念、构成要素及理论思路是怎样的？它又以怎样的作用机制作用于大众传媒？并反思当下大众传媒娱乐化研究的缺失与出路。

　　一、娱乐的内在肌理：心理学基础与神话学范畴

　　这样一个问题始终困扰我们：为什么娱乐会在当代社会广为流行，会被奉为大众传媒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状况？回到最简单的日常经验，不难发现，其实娱乐具有深厚的民间根基，广为民众所欢迎。

　　一般来说，娱乐符合人“趋乐避苦”的人性，这一心理学观察深入揭示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和原动力。娱乐带给人以“快乐”，满足人的感性刺激和生理欲望。娱乐能够有效地避开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原则”而进入“快乐原则”。娱乐与游戏旨趣相同，游戏被描述为“过剩的生命能量的转换”、某种“模拟本能”的释放、放松的需要等③，而娱乐能够将人从常轨故辙的生存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其置身于游戏、刺激、消遣之中，解除日常的不适和压力。可见，娱乐具有一种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引到“应当如此”生活的功能。就像鲍德里亚分析的与娱乐密切相关的享受在消费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质那样，享受不再是消费社会的“权利或乐趣的约束机制”，而是变成一种“义务约束机制”，“消费者把自己看作处于娱乐之前的人，看作一种享受和满足的事业。他认为自己处于幸福、爱情、赞颂/被赞颂、诱惑/被诱惑、参与、欣快及活力之前。其原则便是通过联络、关系的增加，通过对符号、物品的着重使用，通过对一切潜在的享受进行系统开发来实现存在之最大化……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我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④。这种充满“娱乐道德”的“事业”实际上暗含某种更为值得探究的意蕴，这是一种深入规训后的享受，而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娱乐的意识形态性。

　　为什么娱乐不可避免地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普遍性。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以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为对象，考察该城市的娱乐化现象，发现娱乐之潮不可阻挡，因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⑤。阿尔都塞也提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是无所不在的⑥。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客观的遍及人心的无意识，既为娱乐产品提供结构性框架，也为娱乐本身制造深度和潜能。关于娱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约翰·费斯克有过精彩的论述：“作为一个概念，娱乐是意识形态化的，因为它被用来证明这样一种话语实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⑦娱乐从来不只是“娱乐而已”。在考察一系列娱乐产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后，马尔库塞反问道：“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传媒区别开来吗？”⑧答案是否定的。大众传媒本身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其播散模式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形态，比如技术化媒介中时空拼贴方式，将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和意义联系的讯息配置在一起，制造媒介权力的幻觉。我们还可以从娱乐生产流程来看作为娱乐产品的制作者——过滤者和“把关人”，他们直接决定娱乐的内容与形式。显然，“把关人”既受商业逻辑又受政治观念的影响，表现为对广告商的迎合，对审查制度的适应。这样一来，大众传媒制造和呈现了种种娱乐符号的内爆，界限被抹平、消弭，传统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主客之分倒塌，严肃的媒介产品转而追求娱乐效果，用娱乐的方式构建它们的叙事，政治、商业和娱乐高度融为一体。

　　更进一步说，娱乐与操纵、灌输的权力关系密切，它也是一种合理化的策略手段，甚至还具有“法西斯性质”⑨。大众传媒的特殊符号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强迫性。娱乐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征，其修辞机制完全可能充当大众文化“法西斯性质”的卫道士。以美国影视为例。劳拉斯·蒙福德在《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中讨论了电视剧文化意识形态问题，认为美国肥皂剧所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愉悦，还推波助澜地宣传与维护父权制意识形态。美国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更加显而易见。在《世界大战》、《阿甘正传》、《独立日》、《拯救大兵瑞恩》等大量影片中，随处可见美国意识形态的宣扬。显性层面上，白宫、自由女神、美国国旗等美国符号反复出现；隐性层面上，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美国梦、美国制度、美国中心论等意识形态不断向全球播散。

　　那么，大众传媒时代的娱乐化是如何实践意识形态功能的呢？这可以通过神话学范畴来具体观察。何谓神话？罗兰·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言谈”，一种传播体系、一个讯息等，神话的定义“来自神话吐露这一讯息的方式”⑩。从这些概念界定可以看到，神话旨在突破索绪尔构建的“能指/所指”静态区隔的言说模式，动态地揭示其更为深层的意义、动机、作用机制。尽管意识形态内涵复杂多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对相对稳定的价值信息的追求。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对“价值信息”的播散或诉求，而神话是意识形态价值信息的最有效的承载方式和传递话语方式。

　　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由神话进入娱乐，娱乐的神话意义不再是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上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而指向第二层能指与所指关系，即遍及某种文化的一系列广为接受的概念。正如他在《玩具》中所分析的，玩具第一层表意是给孩子们提供一种游戏方式，不过，巴特所看到的玩玩具已经不再是小孩子嬉戏这么简单，而是一种价值观念如何通过轻松娱乐的方式被赋予主体，即第二层意指里成人世界的规则通过提供娱乐的方式自然而然地生成一种“幻觉”。这便是神话运作的秘密所在。因此，神话通过游戏化而实现自然化，隐蔽地将意识形态完美地编织进符号系统，以达到其合法化的目的。因此，娱乐意义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娱乐的神话化过程，也即神话植入娱乐符号的意指实践的过程。这可以称之为一种娱乐的修辞化。娱乐修辞便是借助这种特定的言说方式将隐秘的意义融入娱乐的生产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