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本文分析了当下传播学研究的困境及其深层原因，认为这一学科的危机来自效果研究范式化、经典理论教义化、学科界定狭隘化等多方面的束缚；不完善的学科传统，使得传播学失去了作为年轻学科的活力和动力。传播学所需要的不是自我振兴，而是彻底解放，这就要求学术界致力于：再定义传播与传播学、重新发现理论、让学科向外生长。

　　【关键词】传播学；效果研究范式化；经典理论教义化；学科界定狭隘化

　　【中图分类号】 G201

　　从1940年代开始，传播学研究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在美国，直到1966年传播学才正式被教育部认定为一个正式学科；但到1990年代初，传播学已经成为美国八大本科学位之一，每年都授予50000多个传播学学士学位，4000多硕士学位，250个博士学位。到2004年时，根据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NCA）的统计，美国传播学博士项目已经增长到132个，每年输出的传播学博士数量也有了长足的增长。

　　然而，在传播学看似繁荣的表象背后，隐藏着难以言传的危机。学术界对于传播学的质疑从未停止过。1983年和1993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曾就传播学的哲学基础、方法论、范式等核心问题，分别组织了两场著名的学术讨论。在这两场论战中，不少传播学者对于学科的发展表示悲观。Potter、Cooper和Dupagne①认为，传播学研究仍然停留在不成熟的探索研究阶段，大量的研究问题和假设仅仅来自低层次的现象描述，很多研究是对现象的归纳总结，而非成熟理论的推导演绎。不少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不仅没有成熟的研究范式，连学科本身也只能称得上是“前科学”（prescientific）。

　　另一个问题在于，传播学发展多年后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普遍认同的核心框架，让学者们围绕这个中心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②

　　这种缺乏核心框架的众声喧哗，导致传播学看似热闹、实则空洞。在大学里，尽管传播学理论课程数量不断增长，各种关于传播学理论的教科书也不断涌现，不同的传播学理论在学刊和课堂上不断转手，但Anderson所做的一次分析却令传播学者十分尴尬③：分析7个传播学教材样本可知，它们共计介绍了249种传播学理论，但其中195种理论仅仅出现在一本教科书里，同时出现在3本以上的教科书中的理论仅占到了7%。换言之，传播学研究即使在学科内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除此以外，传播学在整个学术知识体系中的贡献很低。Wilson称：“比较其他社会科学而言，传播学是一个新兴理论的接收和应用者，却极少向别的学科输出过任何理论。”④同时，在传播学自身理论的建构方面过多依赖从别的领域学科借鉴理论、甚至方法，然而忽略了发展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⑤

　　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已经步入一个困境：知识框架的缺失，理论描述的无序，以及学科体系的被边缘化，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传播学的生存危机。

　　传播学研究的传统和范式流派，一般被归纳为三类：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阐释学（interpretive studies）、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本文旨在从社会科学这个主要视角分析传播学困境的深层原因，并讨论如何走向学科自身的救赎。

　　上、困厄之源

　　1.效果研究的范式化

　　在传播学领域，技术决定论被认为是一个最基本的信条：技术的发展是改变人类传播行为的动力之一，从而也是催生理论发展的关键因素。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随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诸如广播、电视的普及和应用，促使学者开始研究新的媒介对于个体、社会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经典研究。如Payne基金会对于电影效果的研究，以及霍夫兰的说服研究等。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传播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问题和对象，同时也促进了传播学方法论的发展。譬如，拉扎斯菲尔德将科学的问卷调查引入了传播学研究，从而改变了整个传播学研究的图景。

　　尽管二十世纪初的一系列经典研究给传播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它们在研究问题、框架和方法论等方面过于聚焦传播效果研究，反而为日后的传播学发展戴上了无形的枷锁。

　　从最开始的魔弹效果，到日后的有限效果学说，媒介信息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外在力量，对人的行为、思想、情感施加着无法抗拒的效果，这种效果的强弱随着人群、场景、媒介而有所变化⑥。Lang⑦总结道：大多数的传播学研究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传播媒介是一种中介物，它外在于人与社会，但对社会及人施加影响。因此，既然大众传播的作用如此，那么大众传播学者的工作便是找到并证明这些媒介效果。

　　于是，基于这种相互激励下的预期和约束，传播学者们醉心于在各种场景、人群、媒介环境中找到媒介效果，并去发现一个个“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模型，然后对发现的效果一一命名。⑧传播学主体既是这种学术生产模式，那也就不难解释Anderson⑨所发现的学科尴尬了：传播学中理论众多，而引用却极少。

　　效果研究的传统使得传播学者乐于去对传播效果和现象进行归纳性描述，而却忽视了对整个传播过程以及传播行为宏观的描述，忽视了对于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传播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探究。

　　林林总总的研究者，终其一生，大多执着于挖掘和发现“某种媒介或者内容的使用量”与“某种特定的短期行为、态度、情感”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然而，如果对这类研究做一个荟萃分析（meta analysis），你却会发现这些“显著相关”平均只有3%左右的方程解释力。

　　简言之，这些分散的、热闹的效果研究，对于传播学的理论贡献是微弱的。在几十年来传播研究的历史里，传播学者的确发现了众多传播效果，然而这些发现并没有产生出多少具有普适性的理论。

　　效果研究在最初激发了传播学的成长，它本身当然是有价值的；但非常令人困扰的是效果研究的日渐模式化、主流化，甚至范式化。设若把传播研究比作街上的人群，有人佩戴墨镜事属自然，满街都戴则难免令人生疑。

　　传播学学科危机产生于效果研究范式化的束缚，使得传播学者更多专注于局部的、表面的效果描述归纳（what），而忽略掉将传播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的人类行为，忽略了将传播视为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从而也就忽略了对传播背后原因、动机、过程等一系列机制（why）的探究。一个只有what而没有why的学科，无疑只会变得日益浅薄、含混和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