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话语，从话语理论出发建构传播学内生话语系统的含义

　　对什么是话语，以及话语的诸多定义，我在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 ( 姜飞，2005)一书中已经作了比较详尽的语源考古。在这里我想再强调说明的是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在运用话语这个术语时候的意义和角度。对福柯来说，某种话语即是对社会知识的稳定限定( strongly bounded) 的领域，是使这个世界得以为人所知的系统性的阐述。其关键特征即是，世界并非是简单地 “在那儿”被“说”着的世界，而是通过话语本身世界才得以存在。 ( The key feature of this is that the world is not simply‘there’to be talked about，rather，it is through discourse itself that the world is brought into being.) 也正是这种话语，使说者和听者、作家和读者对他们自己、彼此的关系和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有所理解。它是组织社会存在和社会再生产的一套复杂的符号和实践体系。( it is the‘complex of signs and practices which organises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 Ashcroft，1999，73)

　　福柯关于话语的论述，把话语从语言学的运用层面引申到文化层面。同时，这种文化层面上所探讨的话语，通过福柯的论述，也摆脱了简单的文化表达和言说的层面，而进入到文化深层的实质——话语作为世界得以存在的客观要件，以及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的符号体系。德国哲学家卡西尔 ( Cassirer E) 则用所谓“亚当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符号体系的实质。卡西尔认为，自从言语的“巴别塔”倒塌后，对它的追求并没有结束。“即使在现代，人也仍然深深地向往着那人类只拥有一种共同语言的黄金时代。他回顾他的原始状态就像回顾失去的伊甸乐园一样。”如此也就表明了人类一个古老的梦想——“要建立一种亚当的语言——人类最早祖先的‘真正’语言，一种不仅是由约定俗成的记号所组成，而且正是表达了万物的本性与本质的语言”(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1985，166) 。

　　由此，运用话语理论来从事文化研究，需要探讨的是人们如何在简单的、日常性的、借助语言所进行的言说过程中，如何体现着使用该语言的人群以及所辐射的人群背后的，具有某种统一性的文化本性或本质，并使这种言说的语言和言说者存在的世界发展变化着的。

　　而将话语理论引入传播研究，并试图为传播学寻找、创建属于自己的内生话语系统，即“以某种跨学科的方式对(媒介)文本结构进行研究，并考虑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特征，从而确定意义，将概念群加以浓缩，形成术语化的操作规则”。具体来说，是要透过信息在传媒日常言语的言说表象和过程，辨析整理不同传媒和传媒机构的传媒语法，进而透析这些传媒和传媒机构所属的文化群体、文化时代的媒介话语的基础上，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现成的理论生成方式，发现和整理传播规律，化合来自其他各个学科对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所作的努力，建构起属于或完全属于传播学自身的、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的，代表一定时期的学科言说体系。在吸取中建构，在建构中延伸，在延伸中提升，为传播学培育一个学科起点，也为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殿堂中创设一个牌位。

　　二、理解话语: 从言语、语言到话语

　　每天，当我们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或电视，登陆网络，沉寂的心灵仿佛在那一刻接天连日。流淌的时间中，面对身边大同小异、此起彼伏的传播符号的“过堂”，究竟是谁在言说、对谁言说、言说些什么? 怎么言说? 为什么言说?

　　实践视角: 话语本身是言语和语言的道场。

　　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医学是最好理解的一种话语方式。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当我们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甚至头痛、乏力的时候，我们来到医院，医生根据我们的描述以及这些特征，用“感冒”进行专业界定，并根据缘由——由寒而热、由热而寒，而定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甚至肠胃感冒等；于是，诸多的不适就汇聚于“感冒”并进入人们的记忆。同时，这些诸多的症状也是从多条线索出发汇聚于医生的记忆，并通过学科总结提升 ( 这是“感冒”进入医学词汇的过程) 和经验积累 (这是“感冒”症状通达“感冒”处方的过程) 触发了“感冒”的诊断。实际上，这些“症状”就是各种身体言语表达，而融合了医生的学科背景、经验积累的望、闻、问、切，以及中药制剂的煎、熬、炒、炙等，就是医学的语言，最后，诊断:“感冒”，就是医学话语。

　　也许医学言语和医学语言比较好理解，而医学话语有点让人狐疑。那么，我们不妨试着倒推分析一下。当我们面对非洲猿猴，希望让它拥有和我们一样对“感冒”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时，似乎有点难；但如果是面对来自赤道或者极地远离现代社会，从而远离现代概念的人群来说，非要他懂得并接受我们的“感冒”概念，也很难，但并非不可能。我们首先就需要从上述的医学言语出发，通过描述让他获得通达 “感冒”内涵之前的某种借代词语 ( 往往是他已经习惯的用语) 并无限逼近“我们”对“感冒”的理解，然后再给他讲述现代医学对这些症状的研究过程和成果，证明各种针对这些症状的处方都是要来消除“感冒”并恢复健康——生病之前的常态。在这样的描述中，比较困难的是将处于理解两端的症状、处方与处于中间的 “感冒”的自然、迅速的连接——而实际上这决定了“感冒”话语的存在合法性。况且还存在这样一种状态，即使这些目标人群不懂得“感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会有头疼发热等感冒现象，反映到他们所使用的语汇中，只不过他们可能不用 “感冒”这个词而已，也可能是试图传播“感冒”话语的人所不懂的。

　　而且，这样的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还有一个中医和西医的不同阐释体系——就算是生活在同一世界，并处于很好的信息交流状态中，也还是存在话语体系的差异。同一个病，在中医说是中风，西医说是脑出血。中医说是伤寒，西医说是 “肠窒扶斯”。为什么这样不同? 因为“他们两家的话来历不同，或说他们同去观察一桩事所操的方法不同。西医是解剖开脑袋肠子得到病灶所在而后说的，他的方法他的来历，就在检察实验。中医中风伤寒的话，是从外表望着像是如此”( 梁漱溟，2000，37) 。

　　由此我们明白，医学话语是综合了医学言语、医学语言，人们对这些医学言语和医学语言的感觉，人们 ( 包括医生) 对医学言语、语言和感觉的积累基础上的集大成者；还有，一个人的社会文化积累，不同程度进入了人们潜意识状态的一种机制，它永远处于一种开放和发展的动态之中，它因为专业而具有自己的语言，因为发展和动态而不断充实自己的言语，因为信息的极端不对称而拥有权力——“因为机制和权力而成为话语，并反映着社会的变迁”( 诺曼•费尔克拉夫，2003) 。

　　由此我们可以举一反三，“茶道”、“体育”、“政治”、“中餐”、“西餐”、“中医”、“西医”……都是一套套别具特色的话语体系，拥有各自的内部机制和权力。当这些分支话语被收编到 “文化话语”大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奇妙的组合，比如，当我们说“东方文化”的时候，往往可以轻松列举出这样的一些话语组合:“茶道”、“阴历”、“中餐”、“中医”、“武术”、“唐装”、“道教”、“儒家”、“汉语”等等; 当我们说“西方文化”的时候，是这样的话语组合:“咖啡”、“公历( 或者西历)”、“西餐”、“西医”、“西装”、“基督教”、“英语(法语、德语等等)”等等。而当那些自然接受并长期浸润于这些不同文明组合的人坐到一起的时候，对一些涉及双方的文化问题得出迥然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中医和西医所蕴含的对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身体各个器官的关系等概念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面对同样的病人，处理手法往往迥然。由此我们看到，当主体 ( 包括个体和机构) 面对文化震荡 ( culture shock) 以及文化冲突的时候，文化之间的彼此理解出了问题，甚至觉得对方是如此不可理喻，对这种 “争论”理解的关键路经是逐层退回到各自的话语组合里面，找到各自话语组合的文明构件，审视官方文件和大众文化中对于其他文化的特定表达方式；最根本性的解决路径，是探索形成这样文化话语的机理和过程——所谓退回到各自文明本身，审读文明的构成要素和关系纽带，解决文化冲突。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尤其需要有这样的问题解决思路。

　　理论视角: 语言学作为理解媒介话语的入口。

　　早在 20 多年前，传播学者德弗勒( M．L．Defleur)说，“理解语言原理是这一学科(传播学) 的核心”(梅尔文•德弗勒，1990，260)。18 年后，20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博格传播学院 (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门罗•普莱斯 ( Mon-roe Price) 的话再次印证了这个观点。他说，具体说来，新技术文明形式支撑之下，会有新文化的诞生，首当其冲的是语言的变化，因为语言是“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用以阐释和重新定义为适应信息技术环境而创立的各种学说的外在工具”( 门罗 E. 普莱斯，2008，5) 。

　　人类自从有了文字，才被定义为进入了文明时期。文字诞生前是有语言的，这包括特定的言语和支撑这些言语的语言的语法。而身处不同空间和特定时间段的特定主体人群，综合其言语和语言，运用其所能接触到和发明的工具，进行着某种程度上的原始文化的开创——但只有有了文字，这种文化才可以被记载，这种文化才是文明的，有文明的。这就是迄今我们所接受的看待人类历史阶级化视角所形成的结论。就像前苏联人类学家柯斯文所说 “根据科学的估计，人类在地球上存在有一百万年左右；当然，这还是很粗略的估计。个别的人类社会仅仅是在四五千年以前才在地球上若干地区建立了阶级制度和国家，开始进入所谓文明时期。在这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在国家产生以前人类所曾经历的若干万年的悠久时间，则构成我们所说的原始时期，或称为前阶级社会时期。当时人类绝大部分是处在或多或少的落后状态，还没有独立地达到文明与阶级制度的阶段”( 柯斯文，1955，5) 。

　　人类有了文字以后，既往的口头传统所得以维系的东西才开始被文字的语法所重新整合和建构，也才开始有了文化研究意义上的话语的建构；大众传媒这一新兴文明要素从纳入人类文化生产体系开始，就又开启了一种为大众传播体系所特有的言语和语法，积极有效地吸纳、整合和传播社会各个领域的言语和语言进入到大众传媒的特定语法系统以及这种系统所建构的新型文化。

　　此时再来理解德弗勒的意思，首先似乎是说，传播的起点并不完全是传统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所界定的所谓的传者和受众。“并不完全”的含义是指，从具体的实施者来看，传播的起点从表象来看是传者和受众，但具体的实施过程则是言语的使用、语言的内部关系变换。其次，传播的过程也非简单化为一些人、机构和信息的彼此作用这些浅层次的语言旅程，而是从普通的语言学上升为社会语言学，并进而提炼出的媒介话语所进行的权力话语的博弈。再次，传播研究对效果的关注过于局限了传播的整体社会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任何一次传播都是一种话语的总体实验，诞生于美国的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对象。就像在实验室里所作的任何一种实验一样，实验结果除了验证假说，更大的发现往往是对假说的证伪，还有，那不为人注意的，该实验在整个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历史性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传播话语实验也一样不一定就实现传者的初衷，多样化的结果应是任何实验的题中应有之意。在传播实验过程中，有效的投资是从实验出发到认定的目标的实现之间，实现对话语的内部博弈过程的有效控制，在不出场的情况下实现话语平等博弈神话基础上认定目标的达成。如此，传播学的研究，似乎也应该从对传播效果的关注隧道中走出来，将视野打开，关注作为传播行为“腰部”的传播过程。这个过程，从目前来看，就是初则语言继而媒介话语的实验过程。

　　文化通过语言得以表达和记载。语言被说，自己也说。语言也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在很多时候它为人类的思维勾画了边界。当研究者认识到了文化和语言的内部耦合机制后，从语言学学科出发衍生出了社会语言学。从德国语言学家洪堡 ( Wilhelm von Humboldt) 认定语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开始，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 Ferdinand De Saussure) 提供所有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细微机制，为运用语言进行文化批判的人提供工具，语言学家从语言入手探讨文化在语言中的痕迹以及语言对文化发展的作用机理； 从社会学、文学、哲学乃至传播学出发衍生和共同打造文化研究领域。同时，奠基于语言学家的这些深入的论述，为文化研究者从文化入手探讨文化和语言的关系成为可能。

　　两个分支的汇合点，是对语言与文化关系认识的深化，是对语言研究向话语研究，从而向文化研究转向的转折点，在这个汇合点和转折点上，话语成了一个最常用的名词，借代语言研究的深化过程以及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因此，媒介与话语合在一起说是有一个文化、认识发展过程的。其中贯穿的是语言与文化的深远关系。

　　媒介话语作为来源于媒介现实同时又抽象于媒介现实的事物，具有某种独立客体特性，具有了某种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甚至在一些时点上突破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而出现意识决定存在的现象，此时，媒介话语即所谓语言与意识的博弈特点彻底凸现，它所蕴含的建构传播理论的属性也显露出来。

　　三、话语研究: 传播学内生话语系统

　　对媒介话语进行研究并确立传播学的内生话语系统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代表性的著作也有很多，同时，由上论述可知，本文中，媒介话语和迪克所界定的不一样。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对“新闻话语”是这样界定的:“新闻话语是对过去所发生的政治、社会或文化事件的报道”( 托伊恩•A梵•迪克，2003，5)。从本文的研究方法来说，作者是将新闻媒介的“表达”( 暂且用这样一个词来代表他们的活动内容)从媒介言语、媒介语言和媒介话语三个层面来分析的。迪克的分析，从本文的角度来说，是对媒介言语和媒介语言的分析；迪克的新闻话语即是这样的内容。而本文所论媒介话语既包括语言符号传播，也包括非语言符号传播，即，媒介非语言话语。媒介话语旨在通过传者的独特作用以及传者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再现受者无法独立完成的对世界的认识。因此，媒介话语的本体性就在于它与客观事实的联系。同时，媒介话语的本体性还说明，话语本身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物(话语在行为、判断、知觉上的不自足性)，而是一个控制其他又受其他控制的场。

　　迪克对新闻话语的研究，所遵循的还是传统的新闻研究结构，从诸如“新闻制作、新闻结构、新闻理解”三个角度来谈新闻话语。不能不说的是，这样的研究方法把他有关新闻话语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很稳妥地放置好，在那里闪着光芒。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媒介话语不是新闻研究自身的一种自然“变乱”，而是一种看待、进行新闻研究的崭新视角，在这个视角之下，媒介的思想、活动都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层面被研究、被展现，由此带来的是新的、深层的思考。而迪克将这种视角四平八稳地隐藏在了传统的视角之内，有的就只有闪光的点，而把这种视角所隐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淡而化之了。

　　再从传播现实来看媒介话语的研究。大众传媒创造、因为大众传媒的诞生而涌现的用来描述时代的词汇如不同角度的探照灯，帮助我们理解传播媒介这个新的文明要素介入文化生产的轨迹。自从传媒产生以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都增加了哪些新的语汇? 并且，由这些新的语汇所辐射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包括改变、延伸、创新等等? 这些新的词汇已经融入现实生活并起着特殊的作用，从各个词语都可以反映一定的动作、影响、思想和生活方式。

　　新型媒介的产生，必然性地要求某种对应的语言来表达回应。从语言学的一般规律来看，当新事物在社会知识领域里从来没有过的时候，需要创造一种新词，此时，“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则是必然的选择。比如对最新的交通工具飞机，名称很多，“飞房”、“风船”、“铁鹰”、“天上火车”( 罗常培，2004，16) 等。“报纸”亦然——报道消息的纸张。其他还有类似的“新闻纸”、“消息纸”。“电视”——通电后即有可视的画面。“广播”——通过电波广为传播。“网络”——网状的联络。其他还有“伊妹儿”、“上网”、“短信”、“比特”等等。

　　这些新词汇和它们所代表的新的意义反映了现实生活日新月异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语言和存在的关系。新的词汇创造并补充进我们的语言，逐渐流行并使其愈加丰富的同时，就像文化的楔子，楔入了铁板的传统，重新构造词语的逻辑和语法，进而构造新的话语和意义，就是某种新的思想土壤的铺就。比如传播研究领域的概念“受众”，则是对于“人”多重研究中因为媒体的诞生而出现的新角色，因为大众传播而开启的对于受众的研究，延伸和丰富了、丰富着关于人的研究；比如“伊妹儿”( email)，代表着因为网络新兴传播科技的诞生对于人际交往模式的革命性变革，蕴含或者寄托在这个术语上的历史文化意涵的深厚，当下人懂得，后来人作史也无法忽略。

　　媒介的变迁和语言的变迁是杂糅在一起的，并相约反映在文明的演进和文化的变迁进程中。媒介话语对于文化历史的关系，类似于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关系。我们通过历史遗留下来的语言考证当时代的社会关系，同样，当今飞速发展的媒介现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未来的文化考古提供可靠的资讯呢? 媒介话语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文化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看，会对文化的生态有新角度的理解，同时，这也是上个世纪中后期英美学界将媒介文化研究纳入文化研究大系的主要原因。

　　从文化建构的来看，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布鲁斯•林肯 ( Bruce lincon) 认为，研究不同形态的话语，就是要探讨它们如何被作为“有效的工具，用以对现有社会形式的重现，更广泛地说，是对社会自身的建构、解构、和再建构( 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 林肯认为，神话、仪式、意识形态都属于不同形态的话语，是社会建构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们可以用于意识形态说服( ideological persuasion) 和情绪的唤醒 ( sentiment evocation)。当作为活动的主体的某一阶级(或社会力量) 将这二者结合运用到最佳状态时，社会变革(主体是现存社会秩序中被压制者)或社会秩序的稳定 (主体是社会秩序的建构者)就会实现。话语的这些不同形态的具体运用表现于它们各自的特性: 有的是能够在时间上联系现在和过去，并从过去当中挖掘出对现存秩序的合理、合法性 ( legitimacy) 的判断(如神话)，有的能够在空间上维系社会个体，再创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唤醒他们社会认同基础上的情绪(如仪式)，有的建构或解构社会秩序中所必然包含的类别、分类标准，及类别之间的关系 (如分类，classification) (潘忠党，1997，71－72)。

　　现在，神话、仪式、意识形态都在媒介话语中找到了栖身之地，媒介话语也已经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它不仅完全植入人们的生活，而且发挥着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话语是将言语、语言与 “权力”和“关系”结合后的东西，是它的内面——“思维的模式”(爱德华•萨丕尔，2002，19)。因此，对媒介话语的研究并非什么单纯理论上的需要，而且是现实的需要。现实需要将媒介话语进行表象上的总结，以利于认识理论上的提升，从而有利于人们更深地认识和利用媒介话语。因此，对这些新旧词的研究，要超越新闻修辞学范畴，超越对媒介话语仅仅以视神经和脑中枢神经不同的细微刺激和光波的运动来解释媒介话语的层次，因为它对于媒介话语的力量的真正理解太过遥远。从上述文化和文明的关系、媒介话语的视角进行归纳整理，探究其内涵和外延，并从其产生开始关注其介入本土文化的路径，本土文化对它吸收使用所反映的思想背景和趋势，进而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下，不同文明元素的彼此进入带来的文化变迁，或将是一个新的课题。由此带来的传播过程的研究，因为视角的置换，自然带来理论范式的转型，或可开启传播学新的理论话语体系。

　　四、数字转型: 传播研究对象从media (媒体)向medium (媒介)的转向

　　传播理论迄今的研究告诉我们: 不同媒体自身的特质和规律将奠定传播的基调和效果；媒体自身同时兼具文明要素和文化系数两大角色，是文明演进历程的代表和文化变迁的推手，本身就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因为数字技术的推动，媒体逐渐褪去政治和文化操盘手的光环，新媒介一出现就把所有的媒体打回原形，不管是网络收音机，还是网络电视 ( IPTV)，都变成网络上和基于网络技术的媒介的一种。传播理论的研究由此自然而然地需要从传统的“大众媒体”( mass media) 视野中走出来，借助以往基于“媒体”的研究成果而研究“媒介”( medium) 的特质和规律。

　　媒介的媒体化

　　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媒介推动特定目标的实现。比如，傣族的泼水节，苗族身上的银饰，藏族的哈达，中东地区妇女的头巾，汉族的饮食，二战后期欧洲战场上美国兵嘴里嚼的口香糖；中国古代的烽火台，海军的旗语，聋哑人的手语；不同国家的国旗，组织机构的会旗，不同旅行团的信号旗；汉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朝鲜语等等不同语言的译转；不同国家见面的握手、拥抱、亲吻 ( 吻额头，脸颊，手) 礼仪；吃饭时的工具，刀叉，筷子和手等等；甚至不同的个体用以区别自我和他人的文身、胡须、发型；同一事件发生后，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手机等不同媒体进行传播，等等。不同主体之间的接触，首先是上述这些介质的接触和跨跃、介质组合的跨跃，从而实现文化主体、主体文化的跨跃。

　　但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介质的个性和传播过程，长时间以来，都被大众媒体所强力吸附，整编为它的内容和外延，变成 “媒介化”的泼水节、媒介化的哈达、媒介化的……甚至构造了一个媒介化生存的社会。现实如此，理论更是如此。就在我们抽身关注作为单数形式的“媒介”( medium) 的时候，发现身处的是一个“大众媒体”(mass media) 神话时代，基于对大众媒体传播现象的观察所构筑的传播理论依然是我们当今的主体，思考的起点，甚至是新闻传播研究学科的存在依据。但自20世纪后期涌现的新兴传播方式，一方面在置换大众媒体传播零件和过程的同时，也使得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理论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当人们无法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的时候，初民创造了神话和宗教，通过它们社会和人心被安抚。当现代性展示出它飞速解构人性的一面以后，原始的神话已经无法与现代性神话相抗衡，于是，技术、政治和宗教神话三向分立，共同构成对民众思想意识的控制。当传播学界反省，观察新媒体对传统传播理论的冲击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方式不同地参与了媒体神话的构造过程: 大众媒体被打造成最大的“特洛伊木马”，通过多方的合力置放到了民众的意识之中，媒体话语成了神话话语，媒体成了神话的渊薮，媒体从此也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媒体与现代性相扶相携，将二者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

　　这样的问题若求缓解甚至逆转，数字技术的发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大众传媒(media)转向不断涌现的新兴媒介(medium) 或可助一臂之力。

　　数字技术改变传播概念进而改变传播的生态，理论研究视角亦为之一变

　　当前进行的，是以数字技术为龙头，以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技术)为突破口，以因特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介为基本载体，以电视、电脑、电信融合化(所谓三网融合)为路径，以信息的无障碍传播为内容、结果和目标的信息革命。如果说以前的变化是对人类既存生活模式的不断巩固、完善并逐渐有所变乱的话，那么，这次以数字化为突破口的革命则将是对我们现存生活模式的彻底颠覆 ( 姜飞，2006) 。

　　相对于以前的信息传播模式和效果，在这样的时代里，信息革命包含了这样几个质的飞跃:信息覆盖人群数目、信息传播技术水平、信息传播方式对人类思维和生存方式的改变程度等。而这些飞跃的实现则奠基于技术上的数字化升级、传媒业务形式的汇流、传播内容的下游多样化、专业化以及建立在资源和社会整合基础上企业的大整合。具体来说就是，传播技术升级带来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传播形式汇流带来信息传播形态的革命，内容多样化、专业化带来信息内容产业的革命，企业整合带来信息组织形态的革命。

　　就像当年的印刷技术使得人手一本圣经，带来了宗教文化革命一样；数字技术也使得传播的过程下移，传播准入的门槛降低，由以前高高在上的、有一定的资金和能力的集团所掌握的传播过程，下移到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成为传播者。从 IPv4 向 IPv6 跨越的结果是，每一台家电都有一个专属 IP 地址，卡车也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大家都在网络上互联互通，如果技术允许，可以彼此通话。此时，原来被神话化的大众媒体，比如电台、电视台等，将 “堕落”为和诸如卡车、手机、网站等一般传播介质一样的地位，甚至，因为它以前的话语霸权而渐失人心，有可能整体性地蜕化为传播公路上的恐龙。

　　传播研究从关注传统大众媒体 (报纸等印刷媒体以及基于虚拟技术的广播、电视等) 一般的传播效果出发，关注的是传播的要素，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作用的结果，建构了传统传播学，或古典传播学，也成就了现代性支撑下的现代工业文化。那么，大众媒体被去魅的过程，也正是理论研究视角变迁的过程。新兴媒介把大众媒体打回原形——迫入管道、介质的本来面目而为一般媒介的传播服务。以往过多关注大众传媒所建构的传播宏大话语，因为数字技术的“点石成金”，一般性的媒介、继而一般性媒介的组合焕发出传播的潜能，传播将变成一种整合式的、全媒介、全天候的传播过程。因此，当我们把“媒介”的含义从当前关注的大众媒体(电视、电影、报纸、广播)拓展出去，将其界定为所有传播、传递信息介质的“一种”的时候，我们发现，此时所谈“媒介话语”，恰是传播学的内生话语系统，也是传播研究的“归位”。

　　这个思维的转折类似建筑。传统传播学就像是对建房子所需要的材料以及房子的结构的关注，在此视野和方法下，传播学建构起了一定的体系。建筑是盖房子，但建筑艺术不能永远停留在用木头还是用水泥来搭建空间的争论，因为新的材料不断涌现出来，同时，新的居住理念也在改变着传统的建筑学。同理，传播学也不能永远停留在对基于大众媒体传播过程的 5个 W 这些要素的选择层次。当人类的意识已经走过了从意识到现实建构起一间能够容纳人居住的建筑的历程之后，关注的焦点将转移到对这些材料上面所刻画的图案所代表的彼时代的文化内涵，以及这样的建筑、材质和图案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可能推倒以前的建筑理念，将由已经固化的用钢筋水泥建房子的理念，转向基于意识和生存“空间”的崭新理解基础上的空间的拓展和创造，由此也才有新型建筑的出现。新的传播学或媒介话语的研究将研究的要素围绕着新媒介、新主体、文明这些要素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将这些整体性的思考蕴涵在媒介言语、媒介语言、媒介话语的综合博弈过程之中，在对媒介要素以及文化间逻辑关系的探索中确立自己的领域，它的出现将使传播学的研究为之一新，它打开的窗口或将是对传播学研究瓶颈的突破，由此开始，将在传播学的研究中不断增加新发现的焦点问题甚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Ashcroft，B.，Griffiths，Gareth.，and Tiffin，H.( 1999)．Key Concepts in Post － Colonial Studies. Londonand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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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斯文( 1955)，张锡彤译，《原始文化史纲 》，人民出版社。

　　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 1985) ，《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梁漱溟( 2000)，《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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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曼•费尔克拉夫(2003)，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

　　门罗•E.普莱斯( 2008)，麻争旗等译，《媒介与主权: 全球信息革命及其对国家权力的挑战》，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