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Review and Prospect

　　【作者简介】孙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法政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4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在政治传播学学科基本理论、政治传播的范畴和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学者们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拓展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也为促进政治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但还存在着体系不完善、理论高度不够和基本概念不清晰、研究方法有待拓展等问题。政治传播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学术界应在构建本土化的政治传播学科、网络政治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等方面深化研究。

　　The researches on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have achieved many results mainly in the basic theories, the scop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ase studies and raised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s. The researches of scholars on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ave built up a discipline system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itially, expanded the field and methods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and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such as the system is imperfect, the theory level is not high enough, the basic concept is not clear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need to be expanded.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because of whic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take deep researches on the building of loc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关 键 词】政治传播学 研究现状 研究评价 研究前景 political communication/research situation/research evaluation/research prospectEE14UU8530996

　　政治传播学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以来，已经成为一门热门学科。特别是在美国，研究学者很多，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已经成为一门可以运用实验、统计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美、英等国一些大学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毕研韬，2009)。我国最早研究政治传播学的是台湾学者祝基滢，他在1983年出版了《政治传播学》；1991年邵培仁出版了《政治传播学》，成为大陆最早研究政治传播学的学者之一。随着政治传播作为现代政治运作的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视，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研究现状：主要内容与理论观点

　　我国学者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

　　(一)政治传播学学科基本理论

　　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要明确定义、研究对象、历史与现状、研究方法等学科基本理论。对于政治传播学的学科基本理论研究，较为系统的是邵培仁的《政治传播学》、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和李元书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同时散见于一些关于政治传播学的论文中。

　　由于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至今没有一本书被冠以“政治传播学”的名称，学者们多使用“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研究”这样的概念，而不使用“学”，所以说，我国学术界在引入西方理论的时候，并没有现成的、权威的定义。而我国学者虽然使用“政治传播学”这一概念，但对这一概念明确下定义的并不多。邵培仁指出，“政治传播学是从变动着的政治传播活动系统的整体出发，以人的沟通行为为核心，综合研究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社会科学”[1]。李元书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传播行为与政治行为交汇而成的政治传播的本质、功能、过程、形式和发展趋势的行为科学”[2]。不难看出，二人在定义“政治传播学”的时候都用到了“政治传播”一词，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定义是不够严谨规范的，因为“顾名思义，‘政治传播学’就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科学”[3]。这就要求厘清“政治传播”的内涵。对“政治传播”的界定，目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或政治行为。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传播就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李元书，2005)“政治传播是指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荆学民、施惠玲，2009)从传播学的角度，政治传播被界定为一种传播过程，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传播是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治组织)运用有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行为与过程。”(鞠丽华，2007)“政治传播是由政府和其他的政治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符号，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向受众目标传输政治讯息，继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与行为的传播过程。”(郎劲松、侯月娟，2004)

　　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领域，李元书概括了四种观点：选举研究说、关系研究说、文化研究说、整体研究说。他从各自的研究领域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应由11部分构成[4]。其中“整体研究说”是邵培仁的观点，与此相联系，他把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五大系统：政治传播的本体系统、内容系统、载体系统和外部情况[5]。

　　对于政治传播学历史阶段的划分，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我国学者对此只是介绍了国外的观点，并未分析取舍，如张晓峰、荆学民和李元书都介绍了政治传播学在西方有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20世纪60年代形成两种观点。而对于我国的政治传播学历史，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最早的是1983年祝基滢出版《政治传播学》。还有学者将这20多年分为三个阶段，并以2000年以来为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阶段，认为2001年复旦大学政治传播学博士后工作站的设立标志着政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被学术界所承认(刘源，2008)。但也有观点认为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并分为萌芽期、低潮期和勃兴期三个时期(郑一卉，2005)。

　　我国学者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虽然各有表述，但大同小异。对研究意义有的是概述，如邵培仁(1991)认为政治传播学是政通人和的学问，研究政治传播学不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周鸿铎(2005)细分了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李元书(2005)列举了七条现实意义。周建国(1997)具体分析了社会转型期政治传播的五大功能。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已有的论述都认为应实现多元化和综合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还有学者“从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学的重要拓展说起，着重强调了比较研究视角对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价值，呼吁学术界对比较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相应指出了比较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6]。

　　(二)政治传播的范畴

　　对于政治传播的要素，我国学者基本按照拉斯韦尔的“传播的五个W”理论，分为政治传播者、政治信息、大众媒介、受众和效果五个基本要素。学者描述了政治传播者的一般特征、类型、地位和作用等(王士俊，2003；李元书，2005；周鸿铎，2005)。对政治信息的研究，与界定政治传播一样，政治学者概述了政治信息的含义与类型、分布、选择与控制、利用等，而传播学者则发挥专长，详尽论述了政治信息的采集、编排与传播(王明华，2001；李元书，2005；周鸿铎，2005)。政治传播中的大众媒介的研究较多，国内政治学者在论述西方政治制度的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大众传媒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同时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党报、社论等。主要涉及政治传播中大众媒介的含义、类型、特点、作用等。政治传播受众研究的理论主要是受众的特点、类型、心理分析等。还有学者“针对目前政治形势下受众参与缺位、参与冷漠现象，从传播过程的外部变量因素以及信息经济学对受众‘心理—行为’逻辑进行剖析，提出走出困境的新路径”[7]。政治传播的效果分析，主要是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提升政治传播效果的途径和政治传播效果的评估等，其中关于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的研究，既有从政治传播中人的角度，也有从政治传播中大众传媒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还有学者具体论述了政治传播有效性的策略(徐虹，2004；王敏，2009)。

　　政治传播的形式多种多样，李元书(2005)将之分为政治新闻、政治宣传、政治广告、政治辩论、公共舆论和政治选举六类。邵培仁根据政治传播的外在形态和互动方向，把政治传播分为两类八型：一是轴状、单向互动为主的政治演说、政治新闻、政治广告和政治公文；二是网状、相向互动为主的政治辩论、政治谈判、政治流言和政治歌谣[8]。两位学者都对各自所划分的政治传播形式进行了理论阐述。同时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政治传播理论阐释了政治广告和政治选举等具体政治实践。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具体到政治传播中的修辞、非语言符号及符号化过程等(胡亚云，2001、2002；许静，2004；熊晓萍，2006；赵鸿燕、李金慧，2010)。

　　关于政治传播的环境，宏观上有两种：一种是时代环境，如从传统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另一种是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前一种环境中的传统时代的政治传播，学者们主要以我国为研究对象，如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传播、我国近代政治传播。而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的政治传播则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具体分析了新时代环境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以及政治传播在新环境下的变化、呈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传统媒介在新条件下面临的挑战及新的发展等(简艺，2000；杨丽娟，2002；金军，2006；郭小安，2008；班允凤，2008；吴昊，2009)。对政治传播的第二种环境，也就是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大环境下形成了政治传播的三种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社会责任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有学者分析比较了这三种模式的特点，并以具体案例分析了转型期我国政治传播模式(鞠丽华，2005、2007)。还有学者将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分开，具体考察其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如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国际政治、特殊政治与政治传播，经济形态、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与政治传播，文化内涵、文化进步、“文化流”与政治传播等(李元书，2005；毛家武，2008)。

　　(三)政治传播的个案研究

　　政治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同时又是新兴学科，尚未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完整的学科体系，这就使得研究“零碎化”，针对丰富的政治传播实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入手，形成了不少具体的个案研究。

　　政治选举曾是西方政治传播学研究的中心，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个案分析。特别是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更让我国学者看到了政治传播的生动实践，所以有不少学者对这场选举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除此之外，学者对于国外政治传播的个案研究还有苏丹问题、马基雅维利政治传播观念等。而对于国内的个案研究，既有研究政治传播思想的，如研究孟子、韩非子、孙中山、邓小平等人的政治传播观；也有研究政治传播媒介的，如西汉木简报、明朝邸报、民国报纸、电视、博客等。还有研究具体政治实践中的政治传播，如春秋时期的祭祀、汶川地震、“两会”、国庆阅兵等(张卫中，2003；张昭国，2008；邱金锋，2009；王海洲，2009)。这些个案研究或从政治实践中提出或论证政治传播理论，或以政治传播学视角分析具体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