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本文对传播学在中国研究与教学的历史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回顾，总结三代传播学学者的群体特征、理论贡献与利弊得失，并从一线研究者的切身经验出发，提出中国传播学在新时期发展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如何确立、形成并完善中国本色的传播理论，以及如何破解方法论拜物教的思想桎梏。

　　【关 键 词】传播学；新闻教育；文化自觉；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在中国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了。其间，随着现代化进程，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传播学也获得长足发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传播学列入研究生培养目录，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所属两个二级学科之一，更为传播学跃进开辟通途。此后十余年，传播学博士点就从原来三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增加了差不多十倍，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等。抚今追昔，不无孙髯翁登临昆明大观楼之慨：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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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人都为这门新兴学科尽了自己的心力，在寻寻觅觅、孜孜矻矻的探求中，留下颇堪回味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成果。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王怡红主编的《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付梓，对此进行了系统详尽的梳理与论述。

　　第一代开山人物，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先生为代表。早年曾经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1917—2009），1950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时，就开始追踪传播研究。1960年代，翻译了内部发行的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1982年第2期，《国际新闻界》开始连载他的长文《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这组文章内容广博，材料详实，脉络清晰，新人耳目，可谓第一代研究者给人印象最深的力作。同时，郑北渭先生（1921—2012）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刊《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与张隆栋先生俨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除此之外，原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苑子熙教授（1918—1992）、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李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代中国传播学者，为传播研究的起步做出首屈一指的贡献。如张黎研究员参与翻译的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名重一时，突破了既有的“新闻史”观念，提供了媒介与社会的开阔思路；李启教授参与翻译的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作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译著，一度几被奉为传播学的“圣经”。

　　在第一代传播开天辟地的探求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数1982年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组织，由此形成以后历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均由该所主办的传统。此次会议开了三天，与会代表三十余人，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和《新闻战线》等教学、研究和实践部门，中宣部新闻局也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明确了对待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另外，还就一些具体事宜提出建议：

　　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1]

　　可以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就逐步展开，而第二代传播学者也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