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祖兵

　　全球化与媒体革命使人类不断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造媒体，于是方便与快捷的媒体就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乐观主义者称，电子媒介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新时期；悲观主义者却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深感忧虑，各种折中之说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于社会关系和权利如何作用于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考察消费者在接近文化产品时受到的制约和障碍，尤其关注在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不平等的分配结构中，传播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近年来，文化研究在我国成为显学，英国文化思想家雷蒙?威廉斯的名字常见于报端。威廉斯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是英国传播研究的启蒙者，他提出了与艾略特、阿诺德（Mathew Arnold）和利维斯（Leavis）等人所主张的精英文化不同的观点。威廉斯理想中的精英文化不是由少数精英（诸如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尤其是传媒精英等）建构的，而是由下层阶级或者普通百姓接受、体会的精英文化。威廉斯眼中的精英文化所涉面极广，不仅指人类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与艺术，也包括各种机制与日常行为等实践活动。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社会各阶级共同参与创造、建构及享有的，绝非少数精英的专利。他反对利用任何文化观念来贬抑社会主义、民主、劳工阶级或大众教育。美国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某个文化交流中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循着威廉斯和波兹曼的思想，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作为文化产品的制造主体、被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视为公共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视为潜在“意识培养”产业的大众传媒，看看这一领域内媒介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真实面貌。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接近和使用媒介文化产品时，能否随意地行使作为消费者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