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史学新领域的阅读史

　　1960 至 1970 年代期间，为突破精英叙事的局限，西方历史学界发展出“一种自下而上、重视被传统历史学所忽视和排斥的底层群体和普通大众的历史观” ( 沈坚 ,2010 ) ，档案、口述、地方志、日记等新型史料被广泛运用，“史学的重心发生了从民族国家向地方／区域研究、从公共制度向家庭生活、从治国理政向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变” ( 俞金尧 ,2011 ) ； 1990 年代以后，又有“超越文化转向”的说法，“人们开始反对把文化说成是逻辑上必然的、有内聚力的、统一的和静态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存在着实践活动的领域，充斥着有意识的行动、斗争、冲突和变迁，强调文化中人的活动”。 ( 俞金尧 ,2011 )

　　与此同时，受 文化理论 影响，阅读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观念 开始流行，如 ( 德塞托 ,2009 ) 所说， “不管是报纸还是普鲁斯特的作品，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能获得意义”；对“阅读”的追寻，将消除“一个消极的、被提供信息、被处理、打上烙印并且没有历史角色的公众的存在”。 ( 德塞托 ,2009 )

　　藉此知识氛围的转变，书籍史研究者开始在“文本／作者”的维度上增加“阅读／读者”面向。约在 1980 年代末， Roger Chartier (Chartier,1987) 、 James Allen (Allen,1987) 、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 Darnton) (Darnton,1989) 等学者，不约而同地 提出 “ 阅读史转向” （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的观点，确立了阅读史的方法论。即如 达恩顿 早期所 批评的，“阅读是文本生命的一部分，研究阅读行为即是对文本‘流通循环’ (communication circuit ) 的追踪”， ( Darnton,1982 ) 但以往的历史学家，“经常只研究这个循环的片段，失去了在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识”，阅读史的出现使文本的生命得以完整。

　　与此呼应，以法国为中心，辐射到整个欧洲和北美，研究者着手进行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个案研究，阅读史的成果逐渐丰盛 ，从而打破了书籍史只关注作者和文本的精英意识。在社会民主化的整体氛围中，大众对经典文本的阅读、阅读公众的兴起、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与阅读等论题，集中体现了阅读史对下层民众和个体心灵的关怀。最终，它以新文化史的身份，在西方历史学中获得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