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本文采用焦点小组访谈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微博对于媒体与新闻源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微博的认证体系塑造了一种“可信度的阶层制”，即位高权重者的发言更加权威可信，他们也更容易成为新闻源，而底层民众则难于当上新闻的主角。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工具，本文提出微博塑造了一个“线上新闻源场域”，新闻工作者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一同竞争场域中的主导权，即信息控制权，符号资本的占有量是场域中竞争的主导规则。

　　【关 键 词】社交媒体 新闻源 微博 线上新闻源场域 资本

　　【中图分类号】 G210

　　媒体与新闻源是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根本议题，①“对新闻源的探究也是连结媒体与社会的最佳乃至唯一途径”。②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当下媒体严重依赖官方作为新闻源，这伤害了新闻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进而动摇了维系民主社会的基石——客观公正的信息供给。此外，媒体作为公共话题讨论空间，应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话语权，但对官方的依赖挤占了普通公民的话语空间。

　　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对媒体与新闻源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冲击，微博是否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获取模式？是否挑战了官方对新闻源的垄断？更进一步，微博是否开放并民主化了新闻源，使得草根的声音更加响亮？这些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研究者在2012年1月至2月间，于北京和上海共组织了6组焦点小组访谈，28名一线记者和编辑参与其中，他们来自党报党刊、市场化报刊、通讯社、电视台、电台和网络。为考察不同职位新闻工作者的观点差异，研究者还对两地16名资深新闻工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从2012年1月延续至2013年5月，访谈对象包括媒体主编、副主编或是频道、版组主编。本研究访谈对象的构成，涵盖了主要的媒体类别和职务类别，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代表性与推广性并不是质的研究的主要衡量标准，质的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特定时空下的一个社会剖面和丰富的个体经验，由此充实我们对社会现实图景的认知，我们将在研究发现中具体报告多样的社会图景。接下来我们先回顾现有的研究成果，以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媒体与新闻源研究的三个重要取向　　

　　首先要厘清一个关键概念，即什么是新闻源（source）。狭义来说，新闻源指的是新闻信息的提供者；广义上，新闻源既可以是知情人，也可以是采访对象，抑或是背景信息提供者，③比如专家、学者等。本文采纳广义上的新闻源定义。

　　有关媒体与新闻源有三个经典研究，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研究取向。

　　对于媒体与新闻源关系最早的系统性研究源自甘斯，在他看来，记者与信息提供者进行着相互选择。④一方面，信息提供者需满足四个条件以变身新闻源：动机、权力、提供有价值信息的能力，以及地理与心理上的接近性。首先，提供者要有成为新闻源的强烈动机。其次，提供者需掌握一定的社会权力和资源以接近媒体，这一资源与其社会地位直接相关。例如，总统可以随时聚焦于摄影镜头前，而底层民众则需求助于动乱、冲突等非常规手段以获取媒体关注。再次，提供者需提供有价值且仅需少量核实的信息以获媒体青睐。最后，提供者如与记者有过交往，或与记者同处一地，则大大增加了成为新闻源的可能。另一方面，记者也会依据以往表现，比如适宜性、效率、可靠性、可信度、权威性、表达能力等，从提供者中遴选新闻源。按前述标准，官员是新闻源的不二之选。首先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又掌握一定的权力可以接近记者，而且官方信息通常表述完整，也被认为是权威可靠的，记者无需多做核实。事实上，一些重要的社会统计信息，也只能从官方获得。而且官方可持续地提供媒体所需信息，所以无论中外，官方都是重要的新闻来源，媒体也会相应依据行政结构来分派记者进行报道，即跑口制度（beat journalism），⑤这一制度安排为新闻生产提供了稳定的产品。

　　甘斯还提出，媒体与新闻源的双向选择并不对等，通常有权势的新闻源会牵着媒体的鼻子走。霍尔等⑥进一步聚焦媒体与新闻源的权力架构，并提出了结构化的视角。通常位高权重者会被认为拥有更加准确与专业的信息，他们的观点也相应地被认为更权威与可信，于是他们很容易成为媒体信赖的消息源（accredited sources）。受到新闻生产客观性与时限性的要求，在突发或争议事件中，媒体会优先寻求可信消息源作为采访对象，由此当权者便可优先为公共事件定调，成为“优先定义者”（primary definer）。⑦而媒体复制了当权者的意义建构，充当了次要定义者（secondary definer）的角色。长此以往，当权的统治阶级的观点就会借助媒介传播成为统治的观点，媒体发挥了复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夯实了现有社会的权力结构。

　　霍尔等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他们以英国社会为背景，提出优先定义者通常是议员或部长等。但优先定义者的群体边界难于确定，此外当权者群体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充满纷争，面对媒体时，并非总是众口一词地提出一个优先定义。而且在与潜在新闻源周旋时，媒体也并非总处于被动听使唤的次要地位。施莱辛格就提出，在调查新闻中是媒体优先发起进攻，迫使所谓的优先定义者做出应答。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工具，施莱辛格将新闻源看作是“占领中的场域”（occupying field），⑧场域中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需要借助各种资源展开竞争，以期成为新闻源。场域中的资源分配是不平等的，当权者握有更多的资源，但他们想要成为新闻源也需运筹帷幄，比如在合适的时机向对口的媒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施莱辛格提供了动态地审视新闻源构成的观点，优先定义权并不完全是社会阶层结构预设好的必然结果，而需通过动态的竞争过程获得。

　　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冲击了媒体与新闻源的关系。社交媒体是一种参与型的网络文化，它允许用户自行生产内容。⑨有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生产并发布信息，新闻源得到了极大地开源，信息生产与扩散不再是当权者的特权，甚至也不再局限于拥有生产工具的媒体，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新闻源正在被民主化。由此带来了一个丰富与多样的信息环境，⑩打破了精英对于文化和信息的控制权，英国传媒学者麦克奈尔称之为文化混沌（cultural chaos）。[11]

　　西方学者的这些乐观论断可否应用于中国，微博是否带来了新闻源的开放？接下来，本文通过一线新闻工作者的思考与实践，审视微博时代媒体与新闻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