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美国中心、西方中心的亚学科，其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在国内开设这门课，一方面是丰富和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视野；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面对如何将这一以西方为中心、以美国话语为框架的学科“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使之能够适应中国学生的学术背景和教学目标，解决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使“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科研真正实现“全球视角、本土行动”。

　　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自上世纪初美国密苏里大学建立了首个新闻学院，上世纪三十年代爱荷华大学建立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点以来，新闻传播学教育在西方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教学和科研体系。我们不能否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话语体系在全球传播和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与其他许多新兴的学科一样，“国际化”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重大主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定位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体系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目标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由于新闻传播学涉及的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国际化”绝不意味着全盘西化，或是将西方的教学体系不加甄别地全盘引入中国大学的课堂中。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应当是探索如何将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融入中国的国情之中，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媒体文化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有助于以中国的特殊经验丰富和发展原有的西方中心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从而真正做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我个人的学术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2002年底我放弃美国大学的教职，加盟刚刚成立不久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期望找到社会变革与个人发展、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的交汇点。把西方中心的新闻传播学体系与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实践加以有机结合。自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以来，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的确立和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成为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危机传播从一开始就成为政府新闻发布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新闻发布制度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有效地与媒体和公众进行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从而通过继承“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它也为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研究课题。毫无疑问，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必将有助于我们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之中，从而为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提供一个新的话语平台。

　　笔者在2004年出版《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一书，首次将“危机传播”的理念引入内地学术界，这也是第一本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上探讨新闻发布制度的专著，时机上又恰逢我国首批政府新闻发言人面世。笔者有幸参与了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培训工作，迄今已经参与培训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新闻发言人逾万名。能够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联系在一起，并亲身参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探索当中，这是一个新闻传播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和良机。十多年来，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成绩斐然。近三年来，仅中央各部委和省级政府部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每年都保持在1500场以上。我国学术界在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的教学和研究上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出版的专著在30种以上，论文超过1000篇，400多所高校开设了相关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针对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发言人进行的新闻发布和媒体沟通方面的各级各类培训业已常态化。可以说，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就是新闻传播学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