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问题，风险沟通理论及策略成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渠道。中西方风险沟通研究历史存在差异。 20 世纪 70 年代，“风险沟通”（ Risk Communication ）一词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 (William Ruckelshaus) 首次提出 （ Covello, Peters & McCallum, 1997: 43-54 ） 。 1986 年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我国“风险沟通”研究始于 2003 年对 SARS 中公众认知的研究， 2004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报告承认中国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十年来，风险沟通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本研究通过对中西方核心期刊中的风险研究进行定量统计和内容分析比较，关注近年来风险沟通研究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样本来源与中西方研究基本概况

　　西方对风险沟通的研究起步较早，风险沟通最早源于美国。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以 risk communication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风险沟通研究多见诸公共卫生类、公共关系类、新闻传播类等学术期刊，美国的《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和欧洲的《风险研究期刊》（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性期刊， 2003-2013 年期间两本期刊共发文 363 篇，风险沟通研究活跃区集中在北欧和北美，发文量排在前五的为美国（ N=122 ）、英国（ N=67 ）、荷兰（ N=34 ）、加拿大（ N=25 ）和瑞士（ N=24 ）。形成了一批发文量较多，单篇影响力（被引用率）较高的作者，前五为约翰森（ Johnson B. B. ， N=16 ）、西格里斯特（ Siegrist M. ， N=15 ）、弗里沃（ Frewer L. J. ， N=10 ）、凯勒（ Keller C. ， N=10 ），雷恩（ Renn O. ， N=8 ）就论文影响力而言，前三为 斯洛维克（ Slovic P. ）累计被引用率 678 次，比德斯（ Peters E. ） 530 次，皮金（ Pidgeon N. F. ） 391 次。高校成为西方风险沟通研究的重要活跃机构，发文量排在前列的依次为美国俄勒冈大学（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 N=19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urich ）（ N=18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 N=11 ）和美国罗特格斯州立大学（ Rutgers State University ）（ N=11 ）位列第三。总体而言，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发展与国内特定的风险事件相关，该领域发展同时受到国家行政力量和高校科研力量的共同推动。国外样本中，对风险沟通的研究数量呈波浪变化趋势，每年相关论文在 20-60 篇不等。（图 1 ）

　　我国对风险沟通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中国知网中，以风险沟通为关键词，剔除与主题不相干论文，对 402 篇样本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论文研究领域分布依次为政策与法律类（ N=55 ），医学卫生学（ N=51 ），新闻传播学（ N=51 ）。国内研究尚未形成专业性研究期刊，发表论文期刊以公共卫生和健康类期刊居多（《中国健康教育》 N=24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N=6 ），新闻传播类期刊中以《现代传播》（ N=4 ） , 《国际新闻界》（ N=4 ）为代表。从研究者学科背景而言，最早介入风险沟通的多为心理学、医学、公共卫生学领域研究者，之后为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者。样本中的作者较为分散，排名前三的为北京大学谢晓非（ N=9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钱玲（ N=8 ），而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毛群安和李杰、华中科技大学郭小平以发文 6 篇并列第三。研究机构方面，国内以政府行政机构和高校为主，样本中发文前五的为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N=21 ）、中国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N=16 ）、武汉大学（ N=16 ）、北京大学（ N=15 ）、人民大学（ N=12 ），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两位的实则为一家机构，隶属卫生部， 2008 年后者更名为前者。从时间上看（图 1 ）， 2003 年为国内风险沟通研究的开端，此后每年发表论文数量逐渐增加，整体呈增加趋势， 2012 年达到峰值。 2009 年，样本中，国内研究数量首次超过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