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可谓中国“非遗”惊动世界的一年。那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30日在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南京云锦、广东粤剧、书法篆刻等22个项目入选名录，其中两个与蚕丝织绣有关。

　　蚕丝织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据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介绍，为更好地保存保护祖先留下的这些珍贵文化遗产，2008年，浙江、江苏、四川三省五市(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成都)作为蚕桑生产的主产区和丝织文化的保护地，以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为项目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牵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蚕桑方面，这一项目包括了杭嘉湖地区的蚕桑生产技术和生产习俗;在丝织方面，则是以宋锦、缂丝、蜀锦、双林绫绢和杭罗为代表的各种织造技术。此外，作为独立项目同年列入“名录”的南京云锦也与蚕桑丝织技艺密切相关，是宫廷用锦和皇家织造技术的代表。

　　无需赘言，丝绸和瓷器、茶叶、漆器一样，都是我国文化的代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抽丝剥茧”“经天纬地”…… 从《诗经》开始，在各种诗词歌赋、成语典故中，古人赋予了丝绸重要的篇章。栽桑、养蚕、缫丝、织造、印染、刺绣等，都以不同方式呈现着丝绸的优雅与华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家蚕养殖和丝织技艺的国家。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卜辞中，就有了关于蚕神崇拜的记载。考古界发现最早的桑蚕实证是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500年)出土的半个蚕茧，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看待。虽然为了评选和保护的便利，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细分为数万个项目，但它们之间的关联却是千丝万缕。从蚕桑丝织技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与其他“非遗”项目的关联：古琴丝弦制作需要缫丝工艺;古书画的载体往往是绢缎等丝织物;古代漆器上的纹饰，生动记载了我国养蚕制丝的传统生活;祈求吉祥顺遂的蚕歌慢慢衍化为各种节庆仪式、传说及民间戏剧……中国蚕桑丝织技术就像一张大网，涵盖了人民从古至今生活的点点滴滴。

　　自古，丝绸一直是中国皇帝赠与邻国和属国的主要外交礼物。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就已通过中亚大草原，到达了南亚的印度、西亚的伊朗、欧洲的希腊、非洲的埃及。中国对外交流的通道，为汉唐时期丝绸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条交通路线在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皆有记叙。岁月流逝，朝代更迭，中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不断通过这条道路交流融合。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是由100多年前德国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提出的。在他的5卷本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中，他第一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李希霍芬去世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 在他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更进一步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定义——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由印度、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以丝绸为主要媒介的贸易交往通道，简称“丝路”。

　　千年“丝路”输送的不仅是丝绸，往来的不仅是贸易，这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组成的四通八达的“丝路”，将亚洲、欧洲、非洲文明连接起来。

　　如今，“丝绸之路”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学术名词，是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代名词，远远超越了“路”的地理学范畴。2014年世界遗产名录评选中，有三个遗址与丝绸相关。第一个是日本的“富冈制丝厂及其相关遗址”;第二个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政府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该项目包括以上三国的33处遗产点;第三个是中国独立申报但跨省跨区域的大运河。最终，第二项“丝绸之路”和第三项“大运河”在当年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事实上，运河的江苏和浙江两段就与近代丝绸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杭州拱宸桥的杭丝联、国家丝库，到塘栖的大纶丝厂，再到长安的浙江制丝一厂，一直到无锡的永泰丝厂，运河两岸分布着大量的丝厂和茧库。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运河是近代工业背景下的丝绸之路。

　　五千多年来，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从以原始崇拜的宗教为主导的中华神坛上走下，走进皇家贵族的高墙深院，再走入富豪官绅之家，又走到文化风雅人士身旁，直至走进寻常百姓之门。桑叶、蚕宝、丝绸、织锦、绫罗……这一切听起来是那么熟悉，又似乎有些陌生。蚕桑丝织技艺，织就了一篇承载华夏文明的说不尽的锦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