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表现转型期历史阵痛和内心处境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主要代表性画家，曲岩以极高的艺术禀赋与起点，用极具个人化的语言与难得的内在思考，在“四川画派”新生代画家中异军突起。

　　曲岩，1980年生在辽宁抚顺，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硕士研究生。中国二十一世纪东方表现主义油画研究促进会发起人之一，现居成都、上海。作品被北京国际双年展组委会、美国当代艺术中心、意大利米兰图书馆等机构收藏，曾获美苑杯“学术奖”最高奖、辽宁大学生美术作品展“金奖”等多个奖项。在成都成功举办过6次个人大型作品展，为“80后油画家”中举办个展次数之最。

　　（2014年3月11日）

　　我第一次见到曲岩，是在2007年非马美术馆举办的《冷与灰的形而上——曲岩本土经验油画展》期间。他保持着早年习武的精悍体格，穿着随意，留着小胡子，过早地脱发再加上一副眼镜，呈现出一种与年龄不相吻合的沧桑与沉稳。在他身上看不到某些年轻艺术家以怪异服饰标榜自己的桀骜不驯与特立独行，他拥有的是专注的眼神与谦和，然后是欢心笑意下的沉默。

　　命运待80后的曲岩的确不薄，仅是2006年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的个展《记忆中的风景——火车》中就曾以单幅油画1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被收藏，并以26岁的“出道”之龄被《中国油画市场》杂志列入“最具增值潜力画家排行榜”。他本可顺着这条顺风路，三下五除二地开创“钱途”，但他突然转身了。

　　美术批评家骆耕野告诉我，一代名家杜泳樵以及夫人赵青对曲岩十分青睐，赵青在“798”偶然发现了曲岩的画作后，特地寻到抚顺去探看这位令她惊讶的年轻人，杜泳樵则邀他来成都创作，希望他下大工夫“打深井”，不要盲目追随流行的油画趋势，而是要深悟东方写意精神与德国表现主义的肌理关系，这才是一种与国际的“高端对接”。他们曾安排曲岩在紧邻其西郊寓所“芙蓉古镇”近旁的文家场生活、创作。在那个相对封闭、清苦的环境里，客厅就是画室，墙沿摆放着油彩、丙烯、画笔、漆刷、刮刀、铲刀、滚筒、乳胶、紫胶和油漆桶，4间房子除了电饭煲、自行车、矿泉水桶、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老式收音机和临时板床，堆放的全是黑白灰画作，曲岩就生活在黑白世界之中。

　　正是在这里，曲岩创作了包括《冷与灰的形而上》和《殇魂三祭》在内的回眸抚顺的系列作品。这与其说是他对故乡的精神考古，不如说是他对急于致富的时代提出的“架上天问”。也许，当时驻防抚顺的沈阳军区战士雷锋就从煤核获得过启示。曲岩创作“掏空之城”，有着与雷锋精神和煤都精神的重叠——肝胆相照的奉献与牺牲。

　　曲岩的父亲是露天煤矿的司机，汽笛和挖掘机是曲岩的摇篮曲。母亲在当地师专当会计，曲岩自幼就有机会接触到在校任教的“鲁美系”老师，就此完成了特殊的绘画启蒙。穿行在《冷与灰的形而上——曲岩本土经验油画展》间，从机车到城市风景，观众被曲岩对故乡承当的伤痛与牺牲触动。这批饱含情感与深思的作品奠定了他的个人之路。

　　2013年我也观摩了曲岩去敦煌体验、创作后举办的《西行——1600》画展，我发现，曲岩正在实践双重意义的“一苇东渡”：他把德国表现主义的笔触带到了自己的“架上”；又将蕴含在敦煌壁画深处的性情、自在浸淫于一己的思想，并与东方的写意精神相融合，由此获得了一种解决与解放：解决“架上”的语言均衡，解放了内心那种“悲喜交集”之际的断然放下，而后释然。衷心地说，我喜欢曲岩。

　　东方架上艺术的解决与解放

　　如何理解“中国油画”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2008年北京国际双年展上，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先生说包括你在内的一批中国画家在展览上撑起了“中国油画”的场面，你是如何理解“中国油画”的？

　　曲岩（以下简称曲）：邵先生还提到了尚扬、王怀庆、阎振铎、刘仁杰、俞晓夫、周长江、徐唯辛等画家。刘仁杰先生是我在“鲁美”的老师，其他画家都是我学习的前辈。邵先生提到不少油画家在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时，把目光转移到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上，从中借用了表现元素。其实兼容、本土化的问题，是自油画传入本土以来，中国画家一直面临的问题。我以前在学校学习油画，接触最多的是西方油画的历史、技法、理论、大师的作品，是在绘画中学习生活，总想过一种艺术的生活，现在随着阅历的增加、视野的开阔，我发现生活本身才是真正的艺术。所谓的“中国元素”其实就在我们的血液里，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审美无一不是中国的。油画有特定的语言和表达形式，我们用这种形式来表达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审美理想和追求，就是“中国油画”。

　　记：自2007年在非马美术馆推出第一个个展后，你的绘画发生了很多变化。

　　曲：这几年，我人生最大的变化是进入婚姻，找到信仰，两者都让我更加成熟和包容。婚后我住在上海郊区。东北气候和环境、人的个性都给我浓烈的感觉，简单、直接、雄伟、黑白分明、快意恩仇，是我骨子里无法改变的气质；江南的文化更柔、更婉转，更具包容性质，为我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比如《空间里的菩提树枝》中的菩提有枝系列，其实是我回家路上捡到的橡树干枯枝叶。人们总喜欢赞美青春和茂盛，然而这快要走向死亡的树枝，才真正体现了生命的倔强。

　　记：前几年，你的画几乎是用单一的颜色来描绘的，间或用突然的暗红色来造成某种“变乱”……

　　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色彩，经验不同，对色彩的理解也不同。有一些作品是我的回忆，我总想用画面来表达一种时间的流动。有时候我走在煤矿里，随手捡起一块矿石都觉得很惊叹，那样的形状、色调、质感，都是自然和时间的杰作，一种无法复制的美。我常常在同一幅画上反复涂抹和重叠，去年的画今年又拿出来在上面反复画，想要的就是那种时光雕刻的过程。那些红色的位置是精心安排的，但画上去时又很随意。有时我觉得画面、感情太浓了，需要一些红色来释放，来跳跃，它们会造成一种空间和时间的间隔，使画面不显得那么单一和平面。

　　记：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曲：所有作品我都很满意，因为真诚地表达了自己。但也都不满意，因为我创造的永远没有大自然创造的那样完美，永远充满了缺憾。

　　四川具有奇妙的气场

　　记：如何看待自己的绘画演变？

　　曲：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对抗烟雾”，以《冷与灰的形而上》以及《殇魂三祭》两个展览为代表，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创作题材，表现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环境等问题的担忧和拷问。

　　记：第二个阶段呢？

　　曲：我称为“过渡向东”。以《小东北的救赎之门》展览为代表，是从借鉴西方表现主义逐渐向东方表现主义过渡的阶段，我开始寻找更切合自身的绘画语言。大学毕业后我来到成都，在杜泳樵老师门下习画。杜老师对艺术和生活的态度于我影响极大。从前的我易激动，艺术、生活上都是如此。杜老师对待生活随遇而安、淡泊名利，将艺术当作享受。我的画面逐渐变得柔和，这有杜老师的默化之功。

　　艺术批评家骆耕野对艺术的理解是以诗人和评论家的视野，我们在交往中总能撞出火花。他提出二十一世纪东方表现主义，一方面与我后来的创作趋向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又给我的创作带来灵感。如果不是从地域概念上而是从创作理念来看，8年来，我也算一个四川画家。四川具有奇妙的气场，不论山川地理还是地域文化。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一个月，让我印象深刻的两个场景，成都夜晚的街道两边依然摆满热腾腾的火锅，麻辣鲜香、人声鼎沸；通济镇，一个墙壁塌了一半的米粉店，一个老头戴着眼镜安然翻看一本杂志。面对无法预知和不能逃避的命运，只能背负着重担坦然生存下去。生命的浮华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只剩下那些最本质的精神力量……这种感悟是对我自己的一次“救赎”，并转化为《小东北的救赎之门》系列作品的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