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迥然不同，《夏洛特烦恼》等国产卖座电影在用草根故事表达中国普通青年人的成长创伤，显得更接地气。

　　由于三四线城市电影文化的逐渐普及，在2015年的国产片中，不仅大量的“小镇青年”在规模上成为电影观众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互联网的分享，也成为电影舆论的主体。2015年国产电影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特别是普通的青年人成为电影的主角，小城镇和城市里的非典型性都市场景成为主要故事空间，草根当道、人在囧途，成为众多电影表现“困窘一代”的共同特点。如果说，美国的所谓“垮掉的一代”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在路上》里的一句“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来概括的话，中国电影中的“困窘一代”则可以用“现实虽然骨感，理想仍然丰满”来总结，似乎更加具有正面能量。

　　过去，当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集中在大城市时，城市白领的生活和趣味成为电影的潮流。高大上的场景、高富帅的形象、才子佳人的故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梦想，往往构成了电影的核心场景；而风格上的唯美化、场面上的奇观化、形式上的精致化，也往往成为主流商业电影的标配。但到2015年，大明星、大场面、大制作的所谓超级大片，从《杜拉拉升职记》到《失恋33天》的白领办公室生活，乃至《小时代》的炫富炫酷，似乎都悄悄成为过去时。中国电影的草根气质、普罗文化的大众趣味，继2014年的《心花路放》《分手大师》等影片之后，在2015年的众多影片中表现得更加鲜明，《煎饼侠》《夏洛特烦恼》《滚蛋吧！肿瘤君》《左耳》《我是路人甲》等，都是小镇青年或者大城市中的小青年的成长、创伤、励志故事。即便是《捉妖记》这样的幻想类电影、《大圣归来》这样的动画电影，故事的主人公也被非英雄化、去势化、一无所有化。小人物成为大主角，似乎是这一年中国电影的一种文化共性。

　　如果说好莱坞在用各种想象中的“超级英雄”来满足处在一个不需要英雄也不出现英雄的平庸时代的全球观众的英雄梦想的话，中国电影似乎在用草根故事表达中国普通青年人的成长创伤。这些故事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梦幻工厂”的好莱坞不同，《一夜风流》《罗马假日》《鸳梦重温》《音乐之声》等，好莱坞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各种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灰小伙成为金龟婿的想象满足。而中国电影中的草根，往往并不能改变命运，也不能梦想成真，但他们都通过挫折和挣扎，用喜剧性的态度抚平了自己的创伤，接受了自己的失败，凸显了自己虽然不能成为白天鹅、金龟婿，但仍然有普通人的尊严和追求的一种自我肯定。夏洛的佳人美梦醒来，重新认识了自己；“煎饼侠”的明星梦想醒来，意识到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些作品虽然有一定的励志主题，但是却没有太多的梦幻性和浪漫感，更多的是一种喜剧化的自我解嘲，一种喜剧般的自我肯定。这类作品几乎都削弱了悲剧感，甚至也偏离了正剧风格，只有在喜剧中，“困窘一代”的青年们才能维护住尊严：他们改变不了世界，但他们可以用喜剧的调侃来让自己不被“世界”打倒。

　　从票房看，即便是美国那些大制作的超级英雄片在中国的市场，观众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票房规模很难突破5亿元人民币大关；而国产的草根励志、草根爱情影片突破5亿元关口、冲击10亿元标杆，已经不是个例，其文化的覆盖面和亲和力已经远超那些超级英雄电影。这种文化意义的传达，其实从《人再囧途之泰囧》的意外大热时已经得到认同；而《港囧》那种成功的中年人的事业和婚姻的反省主题，恰恰因为过于中产阶级趣味，反而失去了与小镇青年的情感共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影片更加具有小康社会特点，它更能满足底层民众对于找寻情感、追求幸福以及获得社会位置的认同。这类电影虽然展现了丑小鸭为变成白天鹅所做的努力，但这些丑小鸭最终证明的却仅仅是自己不丑但仍然不能成为梦想中的美天鹅。夏洛特烦恼、煎饼侠有尊严，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

　　这种草根电影文化的潮流，一方面是电影市场的扩展、电影观众的小镇化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新电影人非贵族化、非精英化的成长经历使然。与“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许多出生于电影世家或者大城市精英层不同，这些新电影人大多来自基层、来自不同的城市和乡村，他们如同他们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在现代都市打拼、生活、成长，他们的作品不只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也是在反观自己的生活。像《煎饼侠》就有导演大鹏自己的生活成长体验。因此，他们的电影观念中带有一种与小镇青年的天然亲近感和接近性，这也促进了这些作品的生活场景更加平民化，人物形象更加草根化，语言和对白更加日常化，艺术风格更加通俗化，美学态度也更加轻松化。从一定程度上说，从《泰囧》《港囧》到《分手大师》《心花路放》《后会无期》，再到《煎饼侠》《夏洛特烦恼》，这些影片为当下中国青年人描绘了一种社会学图景，完成了对“困窘一代”的影像叙述和呈现：他们苦苦被生活所迫、被梦想所迫、被欲望所迫，狼奔豕突地过着被钱困、被情困、被房困的困窘日子，别无选择但又自得其乐。

　　值得提到的是，2015年的这些草根电影，在表现青年人困窘生活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节制了某些宣泄性情欲情绪的过度释放，开始更多地表现出对主流价值观的靠拢，如《港囧》《夏洛特烦恼》都用情感回归的方式抚平了所有梦想没有实现的喧嚣和骚动；《煎饼侠》则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给了明星梦一个转瞬即逝的梦想瞬间，完成励志主题的传达；即便那些具有某种架空性的电影，如《捉妖记》《大圣归来》也表现出对现实困窘生活的某种超越，给予了主人公一个自我蜕变的转折。虽然这类作品如何在困窘生活中真正发掘出人性的力量和揭示出时代的进程，还需要有更为尖锐的美学力量和更为敏锐的艺术洞察，但它们对当代青年人困窘生活的影像呈现，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社会记录，而它们不约而同所采用的喜剧方式，其实反映的也是商业环境和政治环境共谋的必然结果。

　　（本文摘自《2016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略有删改）

　　尹 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梁君健（清华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