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科学界的性别平等问题屡次成为头条新闻。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化学家Tim Hunt对实验室中的女性进行了嘲讽；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家Shrinivas Kulkarni将天文学家和他们的望远镜称为“男人的游戏”；在一场更为严重的事件中，天文学家Geoff Marcy在性骚扰女学生被公开披露后，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辞职。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事件同母亲身份都没有关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母亲身份都太过经常地被用来解释科学界女性的匮乏。不过，作为母亲，耶鲁大学天文学家Meg Urry认为，家庭事务都只是小问题。

　　在她看来，雇主必须改善对家庭的支持，在带薪产假、办公室儿童看护等方面推出更加革新的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不平等完全和家庭事务相关，为何过去30年间女性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参与度要比物理或工程学领域增长得更快？为何美国天文学领域的女性占比是物理学领域的两倍，尽管两者需要非常类似的技能？同时，如果解决了女性在照顾家庭上承担的不相称压力便可万事大吉，那么诸如瑞典、丹麦等拥有强大家庭支撑体系的国家理应在科学界拥有比美国更多的女性。

　　事实证明，没有孩子的女性通常并未比拥有家庭的女性进步得更快，或走得更远。在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里程碑式文章中，研究人员Mary Ann Mason和Marc Goulden证实，有孩子但一直从事学术研究的女性并不比没有孩子的女性表现差。而这两个群体都落后于男性，尤其是有孩子的男性。

　　很明显，强大的家庭支撑政策并非故事的全部。

　　日前，Urry在《自然》杂志上撰文，反思了这个对于女性科学家而言并不公平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