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曼纯，1964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刘润清，1939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

　　内容提要：由于历史原因及政治因素，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语言政策被当作一种政治工具，为民族整合服务。语言法照顾到人们的语言能力和兴趣，调动了不同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权利再分配的作用；对入籍者提出语言要求很好地表达了民族标准。这些国家的语言政策在政治和外交上都蕴含着丰富的启示。

　　关 键 词：波罗的海国家；语言政策；民族整合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项目编号：BZ2005－07）系列研究之一。

　　一 引言

　　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20世纪经历了至少六次大的语言政策变化：（1）沙皇时期严重的俄语化及随后短暂的自由化；（2）第一次独立后重申民族语言地位；（3）1940～1941年苏联统治第一阶段的俄语化；（4）1941～1944年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强制推行德语；（5）1944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期间回归“社会主义语言平等”的俄语化；（6）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后将民族语言确立为唯一的国语①。20世纪的波罗的海国家几乎成了语言政策的试验场，民族语言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生存威胁。

　　波罗的海国家与原苏联、现今的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20世纪初同为沙皇帝国的行省，在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混局中争取独立，此后在1940年进入原苏联的版图，在1991苏联解体变革中又重获独立。三国在20世纪的历史基本相同或极其相似。它们的语言渊源略有不同，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是印欧语的近亲；与斯拉夫语系、日耳曼语系不同，爱沙尼亚语则是芬兰－乌戈尔语的一支。不过，三种语言都使用拉丁文字，立陶宛语据称是保存最完善的古印欧语之一。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是硕果仅存的现代波罗的语言（另一最大的波罗的语言普鲁士语，18世纪末期已经消亡），虽然它们在斯拉夫语及日耳曼语环境包围中生存下来，但是后两种语言对其词汇和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语言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语言环境和语言接触。

　　原苏联时期，其他共和国的一些民众迁徙进入波罗的海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爱沙尼亚的原住民族由战前的88％降低至1989年的61.3％，拉脱维亚从77％降至52％，立陶宛变化不大，由80.6％降至79.6％。人口变化必然带来语言使用者群体结构的变化，本地人为了更好地生活下去开始学习俄语，少部分俄语移民开始学习本地语言②。俄语成为该地原苏联时期的主要语言。当地开设俄文学校，非本地共和国语言使用者的子女只好在俄文学校和共和国语言学校就读，但是通常会倾向于前者。俄文学校不教授当地语言，而俄语是当地语言学校的必修课，这就导致了一边倒的双语制③。当地人不得不掌握俄语，比如在爱沙尼亚，俄语成了工作场所和行政机构使用的语言。有政策规定要求人们在提交学位论文时使用俄语；俄语甚至成了获得职业资质或入党资格的条件；俄语在银行、统计、机场、采矿、能源、军事、国家计划、克格勃等许多行业或机构取代了当地语言。

　　苏联解体后，波罗的海国家重新独立。从语言和政治角度讲，三国开始重建其社会格局，原有的少数民族通过政治主权的变化转变为语言多数民族④。

　　现在的波罗的海三国早已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家。在原苏联时期，人口的大量迁徙已经将三国变成了多民族地区，俄语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退居相对次要的位置，主要用于私人生活空间，几乎成为濒危语言。原苏联时期形成的社会格局和文化与当前的社会变革及人民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的大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语言成为社会大整合的一个关键因素。

　　语言政策是一个社会对其语言赋予一定的价值以达成政治上的一致，语言政策通过立法来实行。语言政策作为国家行使制度赋予的权力的手段，可以从法律、政治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角度进行研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语言政策研究最有意义的问题不是语言政策的内容而是它与社会语言环境的关系，即语言政策对社会语言环境和语言习惯产生的效果⑤。语言政策与社会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例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要求正式加入欧盟和北约时，其语言政策的出台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谴责俄语少数民族被歧视，致使欧盟派遣若干代表团视察这些国家，对其语言、公民资格和社会整合规划提出不同的意见，其中有赞同，也有建议，甚至警告⑥。

　　鉴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有一定的共性，我们把这三个国家的语言政策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讨论，解读它们的语言政策与实践。有学者⑦ 认为，探讨波罗的海国家语言政策对其他国家和地方语言政策的研究制定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有利于了解如何保护民族语言；第二，有助于解读语言权、人口变迁及语言特权；第三，了解国际组织如何关注民族冲突；第四，了解学术界解读波罗的语言政策的视角；第五，了解语言政策的细节内容存在的问题，比如如何向大语种使用者教授小语种、如何对就业者和入籍者实施语言测试、如何设置学校语言教学、如何更改街道标识语等；第六，了解历史与语言政策的联系，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与欧洲多国的历史渊源使前者的政策非比寻常，政治体制几经变化。这些都能为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