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塑造了中国人基本的文化性格。百年以来，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性格不断反思，如鲁迅对于“民族劣根性”的笞挞，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对民族性的反思，正是这些勇敢的反思，帮助中华民族树立了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性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温经典也是民族性格的重塑，是文化自信的重建。国家领导人对于传承经典的一番感悟，其中或许包含了这样的深思也未可知。

　　近日，由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阅读·悦读”广州市大中学生征文比赛揭晓。主办方根据3620份征文内容统计发现，中国经典文学书籍（包括中国经典文学名著、中国古典诗词、中国古代典籍）成为学生热爱的读物，比例达43%。这个统计数据似乎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近年来，从官方到民间，一场“文化寻根”的大气候正在形成。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反复引用古文经典，带动了重温经典的热潮。在民间，论语等经典的重新解释和重读早已成为支撑传统出版业的一股力量。有人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在文化上的标识，是回归传统去寻找中华民族的精神滋养，并使其发扬光大，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笔者深以为然。

　　五四运动以来，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典和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经历了漫长的批判。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自我革新正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大胆批判上。依托于引进消化吸收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国走进了现代。

　　然而，西方文化的引进并不能完全填补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这一代人，有多少人年届而立、不惑，才第一次打开《论语》、《道德经》认真通读，“贫而乐，富而好礼”，“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致虚极，守静笃”—如果我们是从儿时起就阅读这些经典，我们面对人生是不是会少一些困惑、摇摆，多一些从容、坚定？

　　回想去年中山大学要求新生读《弟子规》并要求写读书经历和读后感想，从而引发轩然大波，这个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间选择精神归宿的矛盾心态，反映了国人对于传统经典的爱恨纠缠—一方面，我们既渴望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因为那更契合我们的心灵，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对传统经典心存顾虑，主要就是担心在阅读经典的同时吸收了封建文化的糟粕，尤其是担心孩子不懂得辨别，把精华和糟粕一同吃下去。

　　就拿《弟子规》来说，开篇的总叙“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是千古名言，短短二十四个字概括出为人处世的根本；也不乏“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这样的基本行为守则，然而也有“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样与时代精神不符的愚孝糟粕。

　　然古人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不能因为害怕糟粕就拒绝养分，也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事实上，读的书越多才越有辨别糟粕和精华的能力。

　　今天我们重温汉语经典，首先应当赋予经典时代意义。不论是于丹、易中天等“学术超女”、“学术超男”世俗化、现代化的解读，还是像李泽厚新解《论语》那样将古老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对照来读，都是赋予传统的儒家精神以时代意义。有人认为过度解读是曲解经典，殊不知作品一旦成为经典，便赋予了所有人解读的自由，而经典往往是在解读中不断生长并获得永恒生命的。三千年前孔子说“君子不器”，说的是“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然而今天我们将之解读为人不能将自己等同于器物，人之为人应当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应当对过度分工产生的“人的器物化”思维有所反思如此解读难道不能滋养现代人的心灵吗？

　　重温经典，学校、家长和媒体都应该发挥作用。学校应当在教育中将古代经典的学习固定下来，赋予学生阅读经典的能力和兴趣，使经典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家庭教育应当通过言传身教，让孩子明白经典对于为人处世的基本指导意义；媒体则应该弘扬重温经典的意义，通过各种传播形式发起对经典的甄别和重新解读。

　　经典塑造了中国人基本的文化性格。百年以来，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性格不断反思，如鲁迅对于“民族劣根性”的笞挞，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对民族性的反思，正是这些勇敢的反思，帮助中华民族树立了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性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温经典也是民族性格的重塑，是文化自信的重建。国家领导人对于传承经典的一番感悟，其中或许包含了这样的深思也未可知。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