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1980）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建人，一生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加强图书编目研究

　　1918年，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的顾颉刚就撰写了《上北大图书馆书》，系统提出了他的图书管理思想。

　　按藏书的研究、学习类别即学术程度的深浅区分图书馆和藏书。首先，把图书馆区分为学习型和研究型两类。校图书馆主要针对本、预科学生学习之需，研究所图书馆针对教授和研究生研究之用。其次，再将图书按学术程度的深浅分为研究类图书和常识类图书。研究类图书按学科移转到相应的研究所，常识类图书则留校图书馆典藏。这种按藏书类别和深浅区分图书馆和藏书的设想，是我们今天把图书馆细分为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先行，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发动教授、学生广泛参与图书馆业务工作。在图书选购方面，他主张“专业书籍由各科教授任之，学生应用书籍及所见有可取者，得以书名价目呈明教授自在坊间购买，由馆中给还书邮各费”。图书采选、收集是图书馆所有工作的基础，也是提供书刊服务的图书馆、尤其是学术研究型图书馆一直棘手的难题。而发动教授、学生自选自购图书，既发挥了读者的优势，又调动起读者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积极性。图书著录是图书馆整序图书的主要工作，而有关“提要项”的撰写，编目馆员限于学识是力不胜任的。因此“至编纂事项，窃谓宜与各科教授商酌定之，不专为编订员责任”。这又是避图书馆员之短，发挥读者之长的举措。这两点实是今天图书馆界新兴的读者资源开发的先声，不但提高了图书馆的工作质量，而且使读者在参与图书馆建设的同时又熟悉了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确是对读者和图书馆的双利举措。

　　顾颉刚认为完备的图书目录应当包含《书名目录》、《著者目录》、《学派书目》、《待访书目》和《分类书目》。《书名目录》和《著者目录》是将图书馆所藏书籍按书名、著者汉字的笔划多少和先后顺序编列而成的，前者是中国“以书类人”传统的延续，后者是西方“以人类书”传统的借鉴，确属开风气之先。《学派书目》是依学派的“年代源流”编列，实属顾颉刚学术研究的自得之见。《待访书目》又是顾颉刚的首倡，是将古今学者著作，凡图书馆没有收藏的予以编列。这样，“现在没有的书，也可按部就班去采访，不致冥搜盲索了”。《分类书目》也有顾颉刚的独见：它“先分时代，再分部类，因为书籍的部类是依着各时代的风尚走的”。即以图书时代早晚和学科类别的二维来排列部次图书目录，不像通常的《分类书目》只按学科类别来编列。此五种目录相互配合，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馆藏，完全可以堪比现今计算机机读目录多途径检索图书的功效。

　　倡导藏书收集和采访

　　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在中国出现已近30年，但“大都以书院改建，正统派的气息非常浓厚”，藏书仍然以经、史、子、集为主，无法适应学术与社会的发展。而顾颉刚为中山大学采书撰写的 《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将拟购求文献除经史子集丛书外，又加档案、地方志、家庭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薄、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图像等16个类别。将“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留传至今者”，都当作学术研究所必要搜集的材料。“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起收来，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并且要坏的。”因为档案“不但保存政治的史料，亦且保存许多民众的史料”；地方志是“我们若要知道各地方的实在状况及民众生活”的一手材料；“中国社会的基础，建筑在家庭上面，以家庭为社会的单位”，所以家谱、族谱的价值巨大；宗教、迷信书“是民众文化的核心，我们要知道民众的思想法则和生活法则，便不能不对这一类书加以研究”；民众文学书，“是民众的心声”。在此，顾颉刚大胆设想要将“和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改作活泼泼的，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图书馆”，此计划书对我国古来的藏书观念和体制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革新。

　　此计划书还提出了文献收集、采访的多种途径。除购买之外，顾颉刚又提出了代藏、借抄、访问、登报征集等方式。因为档案，“窃意南部诸省各机关积存的文件，凡是现在行政不需要的，都可请他们送到本校来储藏”。这样既可避免损毁，又使材料集中给学者研究提供便利。家谱 “我们应于出资购取之外，更向人借抄，务使力所能及的不致失之交臂才好”。账簿 “非得亲自上门请求转让不可”。对宗教迷信书也“应当亲自到民间去搜罗”。至于登报征求，则更是顾颉刚的发明了。这些方法在近9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很强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综上，顾颉刚的藏书管理、收集和采访思想不仅具体实用，而且多有独到之处，实践性很强。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初期，作为非图书馆专业学者的顾颉刚，提出上述观点不但难能可贵，也更加显示出其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