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曾国藩算算账》书封

    从表格可看出,曾国藩的俸禄收入只占支出的五分之一,还存在近480两的赤字,需要靠外官馈赠和借款等方式填补。

曾国藩像

    清朝官员出行排场很大。道光廿三年,曾国藩去四川主持乡试就携带9箱衣物。图为一号衣箱清单。

　　历史上北宋有过“高薪养廉”制度,清朝是低薪制,但配以“养廉银”(相当于养廉专项基金)但最后都失败了。高薪是否能养廉,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疑问。

　　张宏杰在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以下简称《给曾国藩算算账》)中就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描述和回答。通过分析曾国藩在京时期的“账本”,张宏杰描述了一个立体、丰满的曾国藩,也折射了晚清官场的生态、社会生活的很多潜规则。通过曾国藩的个人账簿,一个帝国官僚系统的运作方式,低薪制和腐败现象之间的联系,都不同程度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曾国藩在做京官的十多年间,其生存状态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窘”,而窘的原因是穷。

　　在入京为官之初,作为翰林的曾国藩每年的法定收入是120多两白银,而官服、住房、出行、应酬等各项支出,每年要600多两白银,赤字将近480两。即便后来步入高级官员行列,经济压力仍没有得到多大改善。所以,十多年的京官生涯,曾国藩考虑最多的应该就是钱从哪来。

　　曾国藩的“穷”在清朝官员中并非个例。在张宏杰看来,“横向对比京官的经济生活情况,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只属于中等偏穷。”也就是说,“低薪制”导致个人财务赤字是当时京官的普遍状况。

　　曾国藩30岁之后开始“学做圣人”,立志不以做官发财为目标,在个人修养上则近乎严苛,因而在晚清官场贪风横行中得以保持清洁。然而张宏杰认为,靠道德约束整体腐败是不现实的,“低薪”的根本原因是皇权强化下,官员手中权力不断分散造成冗官,从而导致中央财政紧张。

　　张宏杰认为,北宋和雍正“养廉银”的失败,并不能否认“高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二者失败各有原因,北宋的“高薪制”只针对高层官员,是局部的,与此同时低级官员依旧入不敷出;而雍正时期的地方“养廉银”的确起到了遏制腐败的作用,但之后的执行上出现了问题。

　　张宏杰毕业于财经类专业,却一直对历史抱有兴趣,希望写出好看而又具有启发意义的严肃历史作品。他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作品受到来自普通读者和学者两方面的肯定,所以后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破格收他为博士生。拿到学位后,张宏杰又前往清华大学做博士后,合作导师为著名历史学者秦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