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诗刊于1957年1月1日创刊，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份诗歌刊物。尽管在四川出版，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星星》一直以开放、包容、接纳的姿态面向全国，站在新诗发展的前沿，成为新中国诗歌繁荣发展的推动者与见证者，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成长。《星星》最早的编辑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白峡以及后来不同时期接过接力棒的高缨、孙静轩、吉狄马加、叶延滨、杨牧、张新泉等，他们的创作和编辑成就相得益彰，逐渐形成了《星星》几十年来秉持的艺术传统。近日，我们与《星星》现任主编梁平进行了一次关于《星星》、关于当代诗歌的对话。

　　问：上世纪80年代，诗歌被认为是文学的中心。《星星》在当时的诗歌勃兴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答：1979年，复刊的《星星》扉页上写了意味深长的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另一颗就是诗歌。”我以为这几句话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在中国诗坛点燃了星星之火，注入了长久的温暖。

　　当时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说：“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在《星星》上发表作品，那他作为诗人的名字将大打折扣。”确实，几十年来，《星星》先后推出了舒婷、杨炼、海子、西川等著名诗人的作品，推动了当代诗歌的长足发展。在中国当代诗坛留下记忆的重大事件或活动，《星星》几乎都参与其中，甚至还成为重要推手。我记得1986年12月，《星星》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万人空巷，那场景让人至今无法忘怀。

　　问：《星星》秉持的文学宗旨是什么？

　　答：《星星》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开放包容，激励创新，注重作品与土地血肉相连，与人民息息相关。就艺术方面而言，我们坚守的诗歌理念是：具有健康的审美情趣、深切的人文关怀、丰富的精神境界、真实的情感世界、独特的慧眼观察、勇敢的责任担当。

　　问：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小说、散文比较热闹，文学评论借助于学术圈也受到关注，唯独诗歌显得有点落寞。但最近两年，诗歌似乎又有了热起来的趋势，你认为个中原因是什么？

　　答：诗歌现在的热闹似乎有些过头了，不少诗歌事件都演变成了社会关注的文化事件。一些诗歌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率非常高，一首诗的阅读量经常在十万、甚至百万以上，其火热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小说和散文。当然，这种热闹是就文学内部而言的，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诗歌与文学一样依然显得边缘。但是我觉得这种“边缘”恰恰是诗歌应该在的位置。随着社会多元格局的形成，社会文化的多样和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多样和丰富了，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只是诸多选择中的一种。

　　问：有学者认为，诗歌虽然不引人注目，但这些年成就最大的其实是诗歌。你同意这种观点吗？近些年诗歌创作的成就与不足表现在哪里？

　　答：这个说法我同意。不论是思想还是文本，诗歌的成就有目共睹。相对于其他文体的写作者来说，诗人最敏感，反应最快，往往能走在文化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最前列。而且诗歌的写作非常丰富多元，早已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格局、多重审美向度的艺术空间，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然而遗憾也是存在的，从总体上看，平庸的作品很多，同质化严重，真正具有艺术担当、社会责任担当和具有大气象、大气度的诗人太少。比如一些诗人写诗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让人不知所云，受到读者忽略也是情理中事。再比如，一些诗人在社会上的不良行为和怪异举动，使部分公众对诗人产生极大误解，从而远离诗歌。

　　在我看来，唯有那些与时代和社会保持血肉联系的人，唯有那些真正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人，才能写出优秀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