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 李萍 文/图

　　李修生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在他的带领下，北师大古籍研究所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元代文学研究中心。气温回暖的3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元代文化研究中心，记者见到了83岁高龄的李修生。他穿着随意而舒适，休闲外套、牛仔裤、运动鞋让他显得年轻，像是仅60多岁。

　　在随后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像一位和蔼的长者，会关心年轻学者，关心时事，关心记者的工作生活；会一遍遍地强调基础研究很重要，需要创造条件让年轻人安心工作，而治学研究贵在坚持。兴之所起，他会带记者看著作；说到高兴激动处，也会不自觉敲打桌子……岁月沉淀的大家风度、学者的可爱在这位用一辈子的时间专注古典文学、元代文学研究的老人身上有着最好的注解。

　　以全球视野重构中国文学史

　　记者：您最初为什么会对古典文学研究感兴趣？

　　李修生：我学生时代喜欢写作，最初喜欢的是现代文学，报考研究生时，因为老师的动员，才选了古代文学专业。当时教育部一度规定，不采用导师制，但我们还是指定了导师。李长之先生是我们的导师。先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他开始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曾经着手编译黑格尔全集，后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一方面重视文献，一方面重视史的考察，这对我们影响很大。从研究生开始，我对古典文学有了兴趣。

　　不过，我后来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元代文献整理和文学研究是有个过程的。1960年国家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前，进行调研工作，我被抽调参加。继而，让北京大学郭锡良和我任中文组秘书。中文组组长先是南明史专家郭影秋先生，后是冯至先生。会议制定了中文系教学方案和参考书目。会后，就依据此方案编写教材，我又被派参加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组，因为年轻，研究生论文又做过明杂剧研究，所以我主要参加当时较少人研究的元代和元明清戏曲部分，由此我与元代文学结缘。

　　1980年我被推举为中文系副主任，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是系主任，1983年至1986年我任系主任。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2月，根据古籍有关专家的建议，按照中央精神，教育部正式行文，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全国首个古籍研究所，白寿彝任所长，启功、郭预衡任副所长。1987年，由我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99年。从1988年开始，北师大古籍研究所就明确以元代古籍整理、研究为自己的科研方向。

　　记者：古籍研究比较枯燥，得整日埋首故纸堆中，您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还乐在其中？

　　李修生：（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叫“士”，我认为《论语》是一部士的教科书，孔子怎么培养士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士先志”，“志于道”，“仁以为己任”。所以，龚自珍嘲笑读书“为稻粱谋”。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不同于士，但知识分子仍然存在事业感、使命感。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评价自己，但我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而且我很喜欢古籍整理和研究，我觉得我还没有完成我应该做的工作。

　　记者：您的专著和主编的书很多，哪一本是您最满意的？哪本还留有遗憾？

　　李修生：最满意的还没写出来（笑），我正在陆续写一些重新认识元代的文章，或许这些文章会成为我最满意的。至于遗憾，因为时间限制等等原因，没有哪本书不留下遗憾。

　　记者：您曾提出，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包括元代研究，应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符合中国文化路径发展的中国文学史。如何理解？

　　李修生：中国的学术研究，曾经以自己为中心，也曾经努力学习西方。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也面临转折。搞研究应该有新的全球视野，既要重新审视西方理论，也要重新审视中国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认为照搬他们的理论是对的）。我们研究古代的目的是为了解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认识中国走过的路径。所以要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理念。特别应以新的全球眼光，对史料重新进行搜集、拣看，梳理出发展的脉络；要吸收过去的理论，但并不受其束缚，从而建立起一个更科学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