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巴林顿·摩尔教授及其两位学生查尔斯·蒂利和西达·斯考切波在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中国学术界也有重要影响。作为斯考切波的学生,您觉得你们师徒三代在学术传承中有何共识与差异?

　　托马斯·埃特曼:自我师从斯考切波以来,她就专注于美国研究;而我的兴趣主要在欧洲的国家建设史。比如,她1992年出版的《保护士兵与母亲——美国社会政 策 的 政 治 起源》一书,主要关注的是为什么美国的福利制度产生于内战。应该说,她的研究推动了美国政治科学与社会史的结合性发展。蒂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欧洲上层的国家建设和底层的社会抗争,这也启发了我的研究。但是,他只关注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社会,而我则强调欧洲近代以来的发展逻辑与路径要追溯到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整个中世纪。

　　郭台辉:历史社会学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兴起?

　　托马斯·埃特曼:历史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传统。历史社会学在二战后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学者由于二战离开德国来到美国。他们带来了马克斯·韦伯、奥托·辛策等人的著作,也开启了美国的历史社会学。如果再从二战后美国政治科学为什么兴盛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就更容易理解历史社会学兴起的背景,二者大体上是一致的。

　　郭台辉: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历史社会学有哪些主要流派和研究方向?

　　托马斯·埃特曼:我们知道,巴林顿·摩尔、约翰·B.汤普森、爱德华·汤普森、佩里·安德森以及沃勒斯坦主要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蒂利则主要受韦伯和辛策的影响。此外,一些对文化、宗教感兴趣的人也更多受韦伯的影响。

　　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不同于正统的史学研究,前者主要与历史巨变有关,而后者往往认为历史社会学过于宽泛,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上,历史社会学是一门主要研究大的历史问题的学科,尤其擅长于比较国家之间的历史轨迹,这是传统史学界无力所及的。

　　郭台辉:您所著的《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一书,甫一出版就引起相当大的关注,并在1998年获得巴林顿·摩尔奖。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奖项吗?

　　托马斯·埃特曼:历史社会学是介于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新兴学科。由美国社会学协会历史社会学部颁发的巴林顿·摩尔奖,就是为激励这个新兴领域的研究而专门设立的。具体的评选由专门的委员会进行,一般是论文和著作轮流评选,每两年选一次。可以说,巴林顿·摩尔奖是历史社会学的最高奖项。本书之所以有幸获此殊荣,主要是因为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建设理论,不仅把欧洲近代以来国家形态的形成追溯到罗马帝国解体这个大历史,而且提出了四种国家与政权类型。能够获此荣誉,更使我坚定了终身研究欧洲乃至全球国家建设问题的决心。

　　(作者单位: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