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末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各自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是当做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认识的视角发生转变，使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进入理性实证研究，并逐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从研究史的角度，对于清末十余年历史的研究成果做一宏观性的检讨，并具体分析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展现新的研究趋向，将有助于清末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拓展。

　　关 键 词：辛亥革命史 立宪运动史 清末新政史 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作者简介：李细珠，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清末十余年(1901-1912)历史的研究，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包含在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和清末新政史三个相关的研究领域。本文不拟一一列举各种研究论著，只是从研究史的角度，结合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背景与时代变迁因素，举例分析各个领域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做一宏观性的检讨。同时，充分关注这些领域里业已发生过的研究范式转变问题，具体分析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展现新的研究趋向，以供相关研究参考。刍荛之见，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研究的基本状况

　　中国史学传统本来是重视政府与上层社会的研究，但是，自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史学革命”以来，史学研究的方向发生较大的转变，研究的重点逐渐主要关注于民间和下层社会。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潮流奔涌勃发的基本历史情景相呼应，革命史的研究取向自然成为此一时代学术的主流。

　　学术界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在这种革命史的框架中，革命派的思想与活动得以充分的彰显，但清政府及其他政治势力如立宪派的踪迹则被有意或无意地淹没难稽，至多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是当做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这样，历史的全息图像就难以清晰地呈现出来，总使人难免有某种缺失之憾。20世纪50年代末，胡绳武、金冲及二位先生合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对立宪运动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他们认为：“弄清楚这次运动的性质、社会基础、发展过程和影响，对理解中国近代在戊戌变法以后一系列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和思想思潮的反动本质及其复杂性，对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①显然，这个研究思路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印记。60年代末，中国台湾学者张朋园出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也是从辛亥革命史的角度研究立宪派，总体上未脱革命史的窠臼，但其对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贡献的正面叙述，则被称为是“扩充了历史研究的范畴”②。大陆学界对于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的理性实证研究，则晚至80年代才真正起步，至今方兴未艾，并逐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

　　学术研究是不断累积推进的，这便需要学术界不断地进行学术史的总结。以下拟对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其实早在民国肇建之初已经开始，至今已有100年的历史。纵观这100年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萌芽期，1912-1949年。严格地说，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论著，还谈不上理性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当时人记当时事，历史记忆的取舍难免掺杂个人的感情因素。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就相继出版了一些武昌起义史、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之类的著作，影响较大者如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③、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④、高劳(杜亚泉)的《辛亥革命史》⑤、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⑥、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⑦、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⑧、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⑨和《革命逸史》⑩等等。这些著作编撰之时，辛亥革命的历史刚刚翻过去，编撰者多为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但由于政治背景与个人经历不同，撰述动机各异，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难免党同伐异，为自己隐恶扬善，对他人则过于苛求，从而使史实出现偏差甚至歪曲而失真。尽管如此，这些著作仍有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即便是相互矛盾的记述，也可为后世研究者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

　　另一方面，现实政治中党派斗争激烈，党派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宣扬胜于学术理性。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政治出现从专制到共和的转型，是由多种政治力量促成的结果，既有革命派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斗争，也有立宪派及时的转向与配合，还有旧官僚顺应潮流的反正。这样，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由于政治立场不同，政见各异，对于革命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即使在革命派内部，也因派系有别，衍生利害冲突，而不免歧见互出。例如，尚秉和的《辛壬春秋》(11)，专记鼎革之际辛亥(1911年)、壬子(1912年)两年事迹，兼及癸丑(1913年)年事。分省记事，各自成篇。作者站在拥护袁世凯的立场上，偏袒立宪派，对革命怀有偏见，时有污蔑与攻讦之词。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12)，则是用国民党正统史观撰写辛亥革命史的范本。邹鲁是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他的革命史观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的正统史观。《中国国民党史稿》正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演进脉络为主线，叙述中国革命历史。在这个革命叙事框架中，其他革命团体，如兴中会时期的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同盟会时期的共进会及光复会重建的史实，基本上未曾涉及。对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则用大量篇幅叙述其思想与活动，而其他革命领袖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则只作简略的介绍。这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气味的典型的国民党正统史观，颇为时人及后世学者所诟病，不免使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则是对国民党正统史观挑战的显著事例。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的创办者之一，因受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排挤，愤而编著《武昌革命真史》。书成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要人汪精卫、胡汉民颇不满意，以其有意突出日知会功绩，过分批评其他革命党人，记载失实，甚至讥评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下令查禁该书，并将未售书籍销毁。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共的理论家和学者黎澍(黎乃涵)著有《辛亥革命与袁世凯》(13)，明显有着用袁世凯影射蒋介石的意味，抨击袁世凯就是抨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颇富政论色彩的历史著作。该书是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开创性成果，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学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着方法论指导意义。

　　二是起步期，1949-197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两大纪念活动为契机，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下起步。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14)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给资产阶级革命家及资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评价，从而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定了基调。1961年，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学者100多人与会，提交论文40余篇，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关系、立宪派的阶级属性、“反满”民族问题，以及会党与新军的成分、性质、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给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

　　在那政治与学术不可分的年代，政治上的松绑激发了相当的学术创造力，学术界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如陈旭麓的《辛亥革命》(15)、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16)、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17)、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18)、吴玉章的《辛亥革命》(19)、林增平的《辛亥革命》(20)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尝试性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6年间，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史的书籍五十余种，发表论文500篇左右。这些论著从多个侧面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诸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及其内部阶层结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各种反抗斗争，以及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既加强革命领袖孙中山研究，也对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等著名革命党人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另外还对国内“反满”民族问题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中立”政策等问题，有较实质性的研究。当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出现所谓“四多四少现象”：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够成熟的表征，也是极左思想干扰的结果(21)。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存在这些不足，并不奇怪。

　　当辛亥革命史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绩还是主要的。这种势头如果顺利发展下去，本来可望有较大的突破，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发生了，残暴地打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然要“立足于批”，要批倒批臭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22)。这样，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便走火入魔，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文革”以后，学术界开始努力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樊百川发表《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23)，对于用现实政治中的“儒法斗争”概念任意阐释辛亥革命史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清算。随后，章开沅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4)，提倡要打破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路线斗争”框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决不能用“一锅煮”、“一刀切”的办法来评说历史人物；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他特别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以繁荣发展。正如章开沅所期待，学术界在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迎来了学术上的“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