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历史上，秦与汉唐统一帝国在较长时期里奉行了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力图保持文治与武功的平衡。当其强盛之时，一方面对内强化统治与建设，一方面对外采取积极的边防攻势，从而维持了大一统的格局。但其长期的对外战争也加重了国力的负担，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并最终削弱统治能力。宋初统治者也有延续以往治国理念的用意，然而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转而以内部建设为主，对外则采取被动防御的战略，崇文抑武开始成为其治国理念。此后，这一理念得到继承和巩固，由此在内部秩序、社会经济及文教发展上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却在边防上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关 键 词：宋朝 治国理念 文武并重 崇文抑武

　　作者简介：陈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王朝都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关乎王朝的生存与兴衰。因此，当政者必须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以保障国家的发展，并解决现实中面临的各种困境。而各项方针及政策的出台，又要依靠一条核心治国思路为原则，也就是说立国与发展的最高追求目标究竟是什么？以及主流的价值观是何种？这便是治国理念。中国古代王朝的治国理念，一般是在经历开国时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和摸索自身的特质及定位之后，由最高统治者与执政大臣所逐渐确定，同时也得到统治集团主流意识的认同，从而长期存在于当政者的精神深处。

　　历朝历代，无不有其治国理念，并在其指导下确立相关的方针及政策，然后加以实施贯彻。方针、政策通常是动态的，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会不断加以调整，治国理念却往往是相对常态的，一旦形成便会长期稳定下来，并发挥作用、影响。当然，不同的治国理念会造就不同的气象，也不免会带来自身相应的问题。到一个王朝陷于混乱、衰亡阶段后，统治集团顾此失彼、内外交困，其治国理念也就难以贯彻实施，自然便流于沦丧，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结局。

　　一

　　早在夏商西周的三代时期，由于早期血缘国家的形态特点，邦国在政治上实行了等级分封制的统治模式，来维护以君王为核心的各级血缘贵族的利益，并凝聚向心力，所谓“君君”、“臣臣”、“亲亲”、“贵贵”、“父父”、“子子”。因此，也初步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统一观念，并由此支撑起以天子为代表的形式上的全国统治。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周边异姓部族势力的威胁，王朝中央保持相对强大的军事武装，必要时则动员诸侯国的力量，力图采取积极的边防战略，适时地通过征伐的军事手段打压对手，以维护国家利益。

　　到春秋时期，随着周平王东迁后中央力量的迅速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沦丧。在权威下移的形势下，于是群雄逐鹿，诸侯纷争。此时，强国虽然都在争夺霸主地位，并试图接替天子号令天下的位置，其原有的统治模式却大致得以延续。

　　进入战国时代，随着诸侯交战的加剧，弱国逐渐消亡，资源开始向大国集中，强国转而追求更高的目标——从独霸天下趋向统一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列国统治者无不图强自存，一方面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增加财赋收入，一方面扩军备战，积极对外用兵。因此，现实政治更离不开武力方式的推动，战争成为助推滚滚历史车轮的最强有力手臂。孙子即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①虽然墨家有“非攻”“兼爱”的反战主张，道家有无为而治的理念，儒家有仁政的见解，但由于与列国交战、图存的现实需求相抵触，都难以大行其道。而法家、兵家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如孙武“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②的用兵主张，商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③、尉缭“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④的战争观，都将武力战争视作维护自身安全、打击对手的必要手段，并蕴含其正义的精神，从而满足了统治者的现实利益需要，因此军事竞赛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其治国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当时出现的弭兵运动也难以为继。

　　秦国以“农战”为施政的基本方针，便是讲求最直接的富国强兵功效，一方面积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另一方面突出“军功”的导向功能，动员民众踊跃投军，走向战场。为了确保这一方针的贯彻，又辅之以严刑峻法，从而在制度上得到强有力的保障。战国后期真实的历史便诠释出这样的事实：秦自商鞅变法确立了走“农战”的强国之路，建立起了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其军事实力迅速崛起，终于用战争手段统一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随着华夏中心观念的形成，无论是在三代名义统一的格局下，还是在诸侯列国纷争的岁月中，围绕捍卫自身文明与安全利益的目的，中原政权产生了“尊王攘夷”的用兵观念，即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势力一致抗击，与此同时，因对内维护统治的需要，又有“大刑用兵”的认识。如唐代史家所说：“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⑤于是，在治国思想上大致奉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⑥之说的原则，也就是以维系同姓血缘贵族利益为核心的政权建设与军事征伐手段并重的思想，正是这种现实政治需要的体现，也成为当权贵族的主流意识。其治国理念的要义便是文武并重，如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⑦

　　秦朝的统一，标志着东亚地区空前强盛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就地缘背景而言，秦帝国一改以往“小国寡民”的地理格局，东临茫茫大海，西接青藏高原，南靠崇山峻岭，北面广袤草原，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辽阔疆域。从国防形势来看，秦朝拥有相对封闭的簸箕形地理环境，其东、西和南面拥有阻隔外部的自然屏障，惟有北部相对开放。再从周边部族的分布而言，由于地理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只有北部广阔草原地区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资源，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当代学者在研究全球人类通史后认为：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这些东方的游牧部族，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⑧

　　这里所说的中国，当然应是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事实上，长期以来也惟有北方的游牧势力能够对中原的农耕政权造成军事威胁，所以御北成为秦朝及之后王朝的边防重点。这也决定了中原政权要想保持统一格局，就不得不依靠武力抗击北方游牧势力，耗费巨大的万里长城的出现并不是偶然。

　　秦帝国的建立，开创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的统治模式，而随着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其治国理念在继续以往基本思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概括而言，秦朝在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指导下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旨在维系国家秩序与生产方式，同时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震慑天下，并维护边疆安全。同时，与文武并重相吻合的是，秦帝国力图在内政外交上采取平衡的国家大战略，既重视内部建设，也重视外部边防，从而维护了国内统一局面，抵御了北方匈奴武力的南下。然而，由于秦统治者过度依赖暴力与刑罚手段，进行了无休止的征调，没有顾及百姓的承受能力，终于招致天下造反，十余年间便走向灭亡，但秦帝国为维护中央集权与统一局面而奉行的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精神，却并没有消亡，在很长的时期内，统一王朝都无不深受其影响。

　　西汉初期，限于国力的不足，同时汲取了秦朝迅速亡国的教训，暂时实施了宽松的内外政策，重心置于恢复经济方面，于是既有轻徭薄赋的“文景之治”，也有“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的和亲妥协，即实行“黄老无为”的统治思想来处理内外关系。但至汉武帝时期，随着统治力量的增强，当政者又接续了秦朝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于是在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中，灌注了积极主动与内外并重的内容，意在快速恢复强盛的目标。因此，内部出现厉行中央集权统治的格局，外部出现拓展疆域的局面。不过，为了支持主动进取的各项内外活动，特别是持续的边防战争，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以往轻徭薄赋的政策，不断地征调全国的民力与财力，并对商业与商人的财富实施掠夺式征收，将“重本抑末”的措施推向极致。然而，汉武帝时代多年的北伐南征活动，虽然收到压制匈奴进攻、开辟西南疆域的效果，但却给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自身国力，加剧了社会矛盾，进而埋下了危机的祸种。汉武帝晚年，对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扶持生产，减缓农民的负担，不过随着各种矛盾的积累、发展，统治力已经下降。再历经数代，固然暂时没有了外部匈奴势力的军事威胁，内部危机却不断加剧，西汉王朝由盛转衰，遂不可避免地趋于腐朽没落，终于走向亡国。

　　东汉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以往的治国理念，当国势鼎盛之时，同样追求文武并重与大一统的目标，也一度出现过强盛的局面，特别是通过巩固西北的边防活动缓解了匈奴势力的军事威胁。随后，东汉王朝也出现了严重的内外矛盾，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存在斗争异常尖锐、地方豪强势力坐大以及日渐腐朽等问题，导致中央控制力逐渐下降、瓦解，遂同样因此走向消亡。可以说，历史大致再次被复制，东汉沿着西汉的道路走过类似的过程，而内部矛盾与危机更为突出，大一统的格局便难以持久地维持下去。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割据纷争局面。在此阶段，北方诸多游牧民族的南迁，既加剧了冲突战争，也出现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央集权的模式与大一统的观念逐渐影响到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最突出的则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于是，先后产生的南北政权都试图以正统自居，并梦想完成统一大业。然而，传统的治国理念虽然萦绕在某些强权统治者的心头，却毕竟因为力量所限，几经碰壁而难以贯彻实施，因此只能维持有限范围的统治。

　　隋唐两朝初年，也由于初创时期内部尚未稳定和国力不足问题，而受到北方突厥游牧势力的巨大威胁，因此不得不采取和亲甚至称臣的措施，以缓解边防压力。如隋文帝曾向突厥纳贡称臣；唐太宗即位初，西突厥一度兵临渭河北岸，使京城长安直接暴露在铁骑兵锋之下，令唐王朝上下为之震恐，不得已采取贡献资财的办法换取对方撤军。于是，隋唐两朝在稳定内部与发展的同时，具有强烈军功色彩的统治集团都积极着手加强国防，力图改变被动的局面。就此而言，隋唐两朝都有继承秦汉文武并重治国理念的愿望，和争取保持内外平衡的国家战略。但由于隋炀帝在位期间过度征调民力物力，没有充分顾及国力的承受程度，其浩繁的内外活动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民众起义，遂迅速亡国。于是，这一使命留给了随后的唐朝。

　　唐太宗亲著的《帝范》，系统地反映了其治国思想，其中“阅武第十一”与“崇文第十二”两篇，概括了文武关系及其各自的意义：

　　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⑨

　　即战时军事手段和武将发挥重要作用，平时文治建设与文臣则居于主导地位，两者互相配合，不可偏废。唐太宗的这一论断，其实也包含了处理国家内外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国家要建设与发展，还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如果边防形势处于严重的紧张和压力下，内部的发展必然难以正常进行，即使暂时取得成果，也会因边防失守被外来势力毁灭于一旦；与此同时，内部建设是国家存在发展的根本，若不顾及其需要而一味地尚武与对外，则无法成就事业发展。因此，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护政权安全，主动解决边防问题，以有利于王朝的各项文治建设。

　　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上述思考体现了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也是对以往统一王朝政治运作基本范式的总结。事实上，唐太宗对边防极为重视，在位期间充分运用军事手段，不遗余力地主动出击。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昭示，大国常常是通过战争手段实施其对内对外的政治目的，如西方近代军事鼻祖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随着贞观年间稳定内部举措的初见成效与国力的恢复，唐太宗适时对西突厥发动反攻，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巩固了西北边防。唐太宗主动出征的步伐并没有到此为止，随之又对西部和东北边疆展开积极攻势，包括对高丽发动三次征伐。以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继续了这一积极主动的对外态势，使唐朝的疆域拓展到前所未有的局面。应当看到的是，在有利的外部环境下，唐朝获得充裕的资源，内部建设持续发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交往都取得巨大成就，从而呈现出“盛唐”气象。

　　但与此同时，也因频繁的对外战争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并对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包括唐太宗的三次无果的东征也招致后世批评，所谓“太宗北擒颉利可汗，西灭高昌，兵威无所不加，四夷震慑，而玩武不已。亲击高丽，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无功而还，意折气沮，亲见炀帝以勤远亡国，而袭其所为”⑩。尤其是重兵云集边防前线，造成外重内轻的格局，进而导致“安史之乱”发生，唐王朝遂由盛转衰。随着社会矛盾的上升、统治集团斗争消耗后果的产生，特别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中央控制力与国力迅速下降，吐蕃开始控制西北，契丹势力也在东北逐渐壮大，北方边防线便逐渐退缩，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以及内外平衡的战略自然难以为继。晚唐时代，拥兵自重的武装势力控制各地，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与社会，从而加剧了统治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脆弱的唐朝最终因此走向衰亡。

　　五代时期，再度出现割据混战、政权林立的格局，武夫悍将跋扈，武力成为影响政治与社会的最大因素。此时，诸政权的当政者大都目光短浅，过度依赖武力手段维持统治，横征暴敛，满足于一时的既得利益，而少有长远的治国目标及理念，致使统治秩序混乱，传统道德沦丧，社会经济破坏。在此形势下，保持大一统局面与内外并重的治国理念便消失殆尽。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王朝在长期的治国过程中，为了满足内政外交的需要，都不得不注意文治与武功之间的互相配合。秦汉以降，大一统的观念不断深化，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在实施对内统治的同时，都试图保持强大的边防，筹划通过积极主动的战略部署来改善外部环境，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遂成为主流意识。与此同时，中原王朝以先进文明与天下中心自居，视周边民族及政权为落后的四夷，故一方面力图防范四夷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尽可能慑服对方。汉、唐帝国强盛时，还追求运用武力手段开疆拓土，将边防线推进到塞外，以积极防御的态势压制主要对手——北方游牧政权势力，削弱其军事威胁。

　　个别时期统治者的欲望超过了极限，一时武功目标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占据突出的位置，甚至出现“穷兵黩武”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遂给社会和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民间反战的呼声、文人控诉战乱的诗文，如汉代乐府中的民间古诗《战城南》、唐朝杜甫的《兵车行》等等，不胜枚举，以致“铸剑为犁”还成为某些思想家及政治家的梦想。但统治集团出于各方面的需要，都无法放弃对武力的倚重，战争手段不仅是现实的必要选择，而且成为立国御边的重要精神支柱。所谓：“非兵不强，非德不昌。”(11)汉代以来儒家学说虽然成为官方思想，然而“王道”的精神总是被现实中的“霸道”理由所支配，“仁政”的思想也总要服从王朝大一统的现实需求。如汉宣帝诫其子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