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乐山是郭沫若的故乡，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就设在乐山师范学院，该中心副主任何刚博士的论文选题即是“郭沫若史学研究史”，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何刚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

　　何刚：郭沫若史学研究是指人们在不同时期针对郭沫若史学（包括郭沫若的史学活动、史学思想及其史学成果等）的各种褒贬评论、研究、反思，或者是指郭沫若史学在社会或学界所引起的各种反响。

　　作为唯物史观派的奠基人和开创者，郭沫若及其史学成就一直以来受到各方学者视角各异、褒贬有别的评论研究。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丰富面向和行进轨迹。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的研究，郭沫若史学研究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分别具有什么特点？

　　何刚：以时间为序，郭沫若史学研究史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1949年以前的史学批评总体上是以非唯物史观史学为中心的叙述。唯物史观史学逐渐被纳入其叙述框架之中，人们大都肯定其 “融会贯通”、“成一体系”等功能，进而主张史料与史观、考证辨伪与阐释二者的调适等。对于郭沫若史学，各方均给予高度评价，这也提示中国史学在即将获得新的发展和蜕变前夜，已取得一定程度的内部认同与整合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正统，掀起发展的崭新篇章，史学家们相互间展开热烈的争鸣讨论。其中对郭沫若史学，如战国封建论、“替曹操翻案”等的评价讨论，是重要组成内容，并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讨论除了本身的学术意义之外，背后蕴涵的现实关怀与浓厚政治色彩也是无法回避的。当时的中国史学是在不时受到政治情势干扰下负重前行，而当“左”倾错误发展到顶峰时，中国史学遭受到严重伤害，郭沫若史学也无可避免地遭际了跌宕命运。

　　新时期以来，郭沫若史学研究呈现出多种样态。首先，随着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开始松解，过去一些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挑战”，人们提出要进行价值“重估”。就郭沫若史学而言，其古史分期观点、历史人物研究等，或再次成为质疑批评的对象，引起激烈学术争论，或被一些学者从“革命”之外的视角进行观照阐释。同时,一股针对郭沫若及其文化学术成就的诋毁贬损之风由海外而入国内。他们罔顾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基本事实，借“反思”郭沫若之名，将真正的矛头对准现时的“权力”，其所论遭到学界“有理有据”的驳斥。其次，20世纪90年代，郭沫若史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学术高点，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新的拓展和整合，主要包括：郭沫若史学的整体研究，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激荡大潮中审视郭沫若及郭沫若史学，注重郭沫若同20世纪众多文化名家及学术大师的交往和比较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郭沫若史学研究具有哪些重要学术意义？

　　何刚：郭沫若一生都兼具革命家（政治家）和学术家的双重身份，他的学术生涯和学术命运总与政治紧紧相关，因而，在以“革命”为主潮的20世纪里，有关郭沫若史学的研究和争鸣在很大程度上烙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竞争与建构的深刻烙印。我认为，史学本属于文化，甚或是“文化中的文化”，围绕郭沫若史学展开的评论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诸多方面交织在一起，反映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时代精神风貌。

　　实现史学科学化，建立 “科学史学”，进而对中国社会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作出合理解释，应该是20世纪涌现出的各种史学思潮、各家史学流派的共同职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史学的基础上，在历史观上实现了唯物史观对近代进化论的超越，这一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使中国史学真正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这一流变轨迹，在郭沫若身上有着清晰体现。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郭沫若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即马克思主义学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