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把“礼”与“俗”合起来称“礼俗”,可见礼与俗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历代许多经学大师在给《仪礼》《周礼》《礼记》等作注作疏时,常常将礼与俗混为一谈。例如关于“礼俗丧纪祭礼皆以地媺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郑玄注曰:“礼俗,邦国都鄙民之所行先王旧礼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随其土地厚薄为之制丰省之节耳。”贾公彦疏:“俗者,续也。续代不易,是知先王旧礼,故引《曲礼》‘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以证之。谓若周公封康叔于殷墟,其民还行殷之礼俗者也。”这里郑注与贾疏都将礼与俗混用。

　　事实上,俗不等于礼,但是有些风俗经过一定的整理加工便可上升为礼,有些礼本身则是起源于民间风俗的。在远古时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就有了自己的风俗,这些民间的风俗,有些上升为民间的礼节,若能在相当范围内受到大众赞许并得以普遍遵循,具备了礼的要素,就成为民间的礼制。反之,某些礼仪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朝代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取舍不同,已经不为官方所推行,只在民间世代相传,形成相对稳定的风俗习惯而保存下来,虽几经改易面目有所不同,但仍依稀可见远古时代相关礼仪的影子。《仪礼》所记载的诸种生活礼仪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极深远的,这从古代所流传的风俗习惯即可略见一斑。例如“士冠礼”对民间流行的“成年礼”,“丧服”“士丧礼”对民间丧葬习俗,“士昏礼”对民间婚嫁习俗,“馈食礼”对民间祖先崇拜、鬼神崇拜,“乡饮酒礼”对敬老养老风俗、饮食文化、宴饮之礼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民风民俗虽不是社会意识的系统形态,但在普遍的下层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礼的精神,表现了传统教化的特色。

　　每个人一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具有了社会性。他无时无刻不在接触和熟悉他所生活的社会,吸收这个社会经过长期积累存留下来的各种知识,受到社会各种风俗习惯礼仪的潜移默化,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习俗在经验和信仰方面都起着一种主导性作用,……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是他的戒律。”(《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88年版)而在种种社会风俗习惯中,成年礼是对一个人产生深远影响的礼俗之一。它在精神上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形式所带来的效果。

　　《礼记·昏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祭丧,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对其成员的成年都予以相当的重视。这是因为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其意义不仅是自身心理、生理的成熟,而更在于这是社会新陈代谢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亚于生命的诞生。即使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氏族都有正规的成年礼。《仪礼》中所记载的“冠礼”正是这种成年礼的遗留,后来经过统治者的加工改造,从而具有了更完备的仪式过程。虽然它后来已不作为一种制度被推行,但它已经成为风俗习惯而被保存下来。它虽然主要是流行于贵族士人阶层,但在许多所谓的衣冠诗礼之乡,一般百姓人家也有举行这种成年礼的。在中国各地风俗志中有许多关于成年礼的记载,不胜枚举。民间所流行的冠礼,与古制有所不同:首先是举行冠礼的年龄提前了,大多是在十六岁的时候。这可能与民间婚龄提前有关。再者,冠礼的仪式简化了不少,不再如以前繁琐,例如嘉靖《宁波府志》记宁波士农商贾所行冠礼,“一从简朴,仅取成礼”。民间的冠礼往往与婚礼联系在一起,只有成年人才可以结婚,因此,又有赶在婚礼之前举行冠礼的。冠礼在不同地区流行,往往会带上各自的民俗色彩。例如《至元嘉禾志》记元代时桐乡一带风俗云:“男子十六始冠,亦有婚而冠者。女子于归乃笄,聚族张筵。凡冠笄,皆炊大糕,馈遗亲里,始讳其名而字之。”很明显地带有了欢乐的喜庆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