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论著数目与前几年基本相侔，专著将近80部，论文700多篇，数量较为可观，各领域的研究均有所深入。囿于篇幅，仅摘取反映本年度学科进步、预示未来发展趋势的成果予以介绍。

　　本年度创刊了两种集刊，一是包伟民、刘后滨主编的《唐宋历史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是权家玉主编的《中国中古史集刊》（商务印书馆）。会议论文集主要有冻国栋、李天石主编的《“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冬冰主编的《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等。

　　政治。本年度的官制研究成果比较突出。梁瑞《唐代流贬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运用丰富的史料，将流贬官与唐代变化的官制和政治形势联系起来，并从流贬官员的特点、流贬官众多的原因以及在谴谪过程中的经济待遇、心理变化、迁转途径等方面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深入研究。黄正建《唐代的“起家”与“释褐”》（《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起家”与“释褐”是获得出身与入仕为官的关系，廓清了以往习而不察的说法。李锦绣《唐代直官补考（下）——以墓志为中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汇集了墓志中太常寺、太仆寺等部门的直官资料，有助于探讨具有多种管理方式的直官制度。赖瑞和《唐代刺史的税官角色》（《史学集刊》第5期）指出刺史最关键的使命是收缴税赋，负责州内大型建设工程、招辑逃亡、开辟荒田、祭神祈雨、教化百姓等活动，这些都与税务有关，揭示了承平时代刺史的角色。龚延明《唐宋官、职的分与合——关于制度史的动态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将唐宋官、职的分与合放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进行了详细考察，是将固定官制与“活”的制度结合的成功范例。另外还有几篇文章探讨使职问题，如赖瑞和的三篇文章：《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梳理了中书舍人草诏职务被唐初的各种文馆词臣、安史之乱后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所取代的过程；《从使职角度论唐代宰相的权力与下场》（《唐史论丛》第20辑）认为带使职称号的宰相，其个人才具及与皇帝间的“私”关系才是决定他们权力和表现的真正因素；《唐代史馆史官的使职官名》（《史学史研究》第1期）探讨了唐代史馆史官所带使职官名的前后期变化和命名逻辑等问题。王炳文《唐代牧监使职形成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唐代陇右牧监使及其下各个牧监使的形成进行了细致分析，考察了唐代牧监使职的产生、发展、变化过程等制度层面的动态结构。

　　政治事件与人物研究方面，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文献与考古资料有机结合起来，考察了发生在安禄山、唐玄宗二人之间的故事。黄楼《唐代神策军建中四年汝州“扈涧之败”史实考辨》（《唐史论丛》第20辑）主要考察了扈涧之败这一唐军讨伐李希烈失利的战役的来龙去脉，厘清了文献的错漏，揭示出当时神策军诸将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黄寿成《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之谜》（同上）将张九龄罢相这一事件置于玄宗朝政局中，指出唐玄宗罢免张九龄的根本原因是张九龄竭力反对玄宗废除太子李瑛，客观上参与了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李锦绣《“乐工”还是“医匠”？——安金藏研究》（《晋阳学刊》第3期）考辨出安金藏的真正身份是太常寺医工，丰富了对粟特后裔进入唐官府机构途径的认识。

　　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方面，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藩镇的实证性考察，探讨唐帝国如何成功度过“安史之乱”，并在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是近年来研究藩镇及其与中央关系的一部力作。刘琴丽的两篇文章借助德政碑来考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晚唐时期敕赐德政碑考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指出中晚唐的敕赐德政碑成为中央和地方相互借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并不完全出于表彰官员的美政或善政的目的；《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则指出德政碑对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内容与朝廷考课条文所强调的官员特殊政绩之间存在差异，这反映了民间和官方对州县官员不同的评价标准。

　　法制。自《天圣令》刊布以来，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相关研究成果。彭丽华《唐代丁匠的征发与上役管理——以〈赋役令〉为中心》（《史学月刊》第4期）重新考察了唐代法律中“丁匠”的含义，认为“丁匠”并不等同于“丁夫杂匠”，因为二者的力役负担并不等同。赵璐璐《里正职掌与唐宋间差科征发程序的变化——兼论〈天圣令·赋役令〉宋令第9条的复原》（《史学月刊》第10期）指出里正职掌在唐宋间发生了变化，由唐前期差科征发过程中拣选丁夫的职能，到大中九年这一职能丧失，再到宋代的差科征发变为由县令按照户等直接征发的差役制。这两篇文章借助《天圣令》推进了对传统论题的研究。侯振兵《唐〈厩牧令〉复原研究的再探讨》（《唐史论丛》第20辑）对《天圣令·厩牧令》复原唐令中存在的文字、排列顺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复原唐令作了重新整理。

　　吴丽娱、赵晶《唐五代格、敕编纂之演变再探》（《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是对不同阶段的格或格后敕内容及特色的动态分析，力图扭转以往对格敕编纂的研究过分集中于法制本身的现象。黄正建《唐高宗至睿宗时的律令修定——律令格式编年考证之三》（《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以编年体例梳理了从高宗永徽到睿宗太极年间对律令格式的修定，并补充了武周时期的修撰资料和修撰人资料。陈灵海《通往唐永徽〈律疏〉之路——中古佛教律学与世俗律学互动论》（《学术月刊》第9期）指出永徽《律疏》的修撰受到了佛教律疏学、儒家义疏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