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家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概括并阐发了一种以中国为出发点和准绳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张,即“中国中心观”。或许是暗合中国史学传统的内部取向,中国中心观一经译介到中国便流行开来。不过,中国中心观并不是那么完美,其论证是相对主义的,当中隐含了一些颇具反讽意味的悖谬。认识这一点,于中国史家理性对待外来理论,摆脱对“中国中心”的迷恋,也许会有所裨益。

　　柯文相对主义的史学基调 

　　柯文在书中开篇指出,历史研究无不要引入大量主观成分,尽管要忠于事实,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从柯文的历史相对主义来看,史家一般是从过去杂陈的事实中选择自认为较重要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并以此来“塑造”过去发生的变化。柯文明确表示,他在这一问题上“崇奉一个信条”,即事实或变化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是相对的,它取决于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史家在某一特定时刻刚好认为哪些事物才是重要的”。他借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来为这一信条论证,即过去的事实就像散落在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的海域和捕鱼的工具,而这又取决于他想捕什么样的鱼,不是史家想要的鱼即使被捕到也会被认为不重要而遭舍弃。

　　历史研究是主观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准是相对的,这是柯文的史学观,也是他为中国中心观论证的基点。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文异曲同工,认为每一代史家都要重写前人写过的历史。在他看来,费正清和李文森等前一代美国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不论是“冲击—回应”模式还是近代化模式,抑或其后的帝国主义模式,都是“西方中心”的,这些模式都采用了“西方”的尺度来事先界定近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哪些是重要的,从而歪曲了历史。按柯文的理解,中国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尽管可能受西方影响,但不管怎样,衡量其历史重要性的准绳都应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中国中心观的核心主张就是要摆脱西方中心和外部视角,采用内部视角,从中国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

　　从西方中心模式到中国中心观,柯文的相对主义是其间的转化器。应该说,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或视角,中国中心观有其进步性。但是,当柯文把中国中心观当做优先标准,将其与西方中心模式对立起来,用内部视角贬抑外部视角,并用相对主义批判对手证明自身时,问题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