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分歧与认同·离散与聚合

　　如果我们能把各个国家之间政治(以及政府)的彼此区隔(这也是一种联系)和文化(以及移民)的超越国境(这更是一种联系)视为坐标的纵横交叉线,把一个政治上的“东亚”和文化上的“东亚”,编织成交错的花纹,是否也可以书写一个比较丰满的,不再拘泥于中国空间或王朝政治的“东亚背景下的中国史”?  

　　李焯然教授寄来他即将出版的《中心与边缘: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广西师大出版社)一书书稿,命我写一篇序文,这让我有些惶恐不安。为什么?李焯然教授是著名的明史专家,长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授,这本书所论述的领域,涉及东南亚与海外华人社会,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哪里有资格佛头着粪,为他的大作写序?但是,李焯然教授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国际评鉴委员,他的大作出版,我有责任向国内读者做一些介绍。因此,写在这里的,与其说是序言,还不如说是我的一些读后感。 

　　《中心与边缘: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一书分上下篇,上篇除了第一篇概论和最后一篇讨论明末清初伊斯兰学者译经之外,中间主要五篇涉及的都是发生在中国和安南/越南之间的历史与文化现象,下篇除了第一篇从郑和下西洋开始讨论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联系和最后一篇介绍当代新加坡的儒学教育之外,中间四篇讨论的是受到中国影响的新加坡华人世界有关文武、城隍、孔庙、妈祖的信仰。 

　　读过之后,不知为什么,我想到的是三组概念,即“中心”与“边缘”、“分歧”与“认同”、“离散”与“聚合”。 

　　先说“中心”与“边缘”。毫无疑问,今天的东亚(包括今天的东海与南海诸国),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受到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无论你把它叫做“汉字文化圈”还是“儒家文化圈”,各国之间彼此影响和交融的文化可以举出很多方面,除了汉字与儒家思想,比如大家都受到汉传佛教影响,大家都用筷子吃饭(顺便提一句,就在今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王晴佳教授专门讨论“筷子文化”的书)等。不过长期以来,有关这个“东亚”,尽管朱云影曾经在1981年就出版了《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但对越南的研究,却始终不如对日本和朝鲜的研究。原因是什么,读者可以自己思索。而李焯然教授这部书中讨论越南文化中的朱子之学、《孝经》与《大学》诠释,讨论越南思想中的“中华”与“华夷”观念,讨论越南历史文献中对明代永乐年间的中越战争的不同记载,大大补充和丰富了我们对这个“周边”邻居的认识。其中,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尽管越南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们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使用汉字,接受儒学作为政治、社会与伦理原则,甚至目前在汉喃研究院的5038种古籍中,除了中国典籍之外,“越南儒生的著作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15-16页),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就是属于同一的汉文化圈。只要看看他们对于“中国”和“华夷”的理解,看看他们对永乐年间大明王朝入侵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文化受容与政治自尊之间并不是平行或重叠的关系。在中国人看来,整个朝贡或册封体系中,我是中心,你是边缘,但从越南(日本、朝鲜也一样)的角度看,我是中心,你是边缘,换一句话说,你是“北”,我是“南”,正如《大越史记全书》所说,“天地既定,南北分治,北虽强大,不能轧南。”因此我常常讲,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研究者“从周边看中国”,其实并不排斥“从周边看日本”、“从周边看朝鲜”或“从周边看越南”,在不同立场上看,中国也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周边”,在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东亚各国可能既互为背景也互为尺度,“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断章》),中心与边缘,原本并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