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陈恭禄著,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继2012年陈恭禄先生遗著《中国近代史》出版之后,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国通史》又出版了。此书共60篇,前20篇从史前到三国,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亦为高校通用教材;后40篇似未曾正式出版。作为金陵大学历史系现今仅存的少数受业者之一,我对此确实感慨万千。

　　●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堪称开山之力作

　　金陵大学仿行牛津导师制,新生从入学之始就有一位指定导师。陈恭禄先生是我的导师,照例要找我谈谈话,介绍校、系情况。陈先生话不多,主要是帮助我选课,但也只不过说说而已,让我自己随意选定。他给我的印象很像一位冬烘塾师,一袭旧布长袍,不到50岁已经“谢顶”,显得有点老态龙钟。

　　说来惭愧,我当时三心二意,痴迷于文学写作,并未认真攻读历史专业。所以除听课交作业以外,我从未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向他请教。倒是贝德士夫妇对学生非常热情,常在家中举行Party,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而且还帮助我向美国新闻处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阅览室借阅最新出版的印第安文学书籍。我在金大历史系就读时间不到两年半,加以性格比较内向,所以与老师关系比较疏远。直到1954年在华中师院主讲中国近代史后,这才感到未能完成历史系本科学业的遗憾,并且多次通过信函向恭禄老师请教有关教学、科研方面的问题。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已经日趋艰难,但仍热心为我指点治学门径。

　　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陈伯达在《四大家族》一书中直指他是“反动历史学家”,恭禄老师后来曾成为当然的批判对象,甚至连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主干课程都不能担任,只能讲点史料学之类辅助课程。他本来是南京地区的知名教授之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册《中国近代史》堪称开山之力作,许多中外著名学者如钱存训、程千帆、吴天威、牟复礼、陈大端等,都曾先后受业于他的门下,眼界甚高的顾颉刚也充分肯定他的中国通史与中国近代史著作。可是,自从1952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以后,他却始终未能志气发舒,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直至1966年10月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