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19世纪末，钟楼屹立于人力车与行人穿插的繁华闹市之中。

　　融合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外，又拥有高度城市化的特质，结合中西文化，是香港建筑的风格。建筑物不仅是历史的标记，更见证了时代的变迁。然而，香港土地严重短缺、租金持续上扬，具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面临改建和拆卸。地标代表了城市和国家的历史，人类学家艾戈·科皮托夫（IgorKopytoff）认为，地标是潜在的说书人，承载着传说和故事，阐明地区的历史转折，也紧密联系城市的空间和小区的集体回忆。

　　香港钟楼建于英国殖民管治的初期，已屹立在尖沙咀超过一个世纪，经历了转变、承传、分裂、延续。钟楼的故事，是香港故事的一部分，并可以由此探讨殖民管治的变化。

　　殖民管治时期的香港(1862—1913)

　　19世纪末，殖民者大兴土木，在香港建立新式大楼和船坞，意图将这个落后、不安全的地方，转化为欧陆式、现代化的维多利亚城市。钟楼的建立，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居港欧洲人希望将钟楼作为西方世界在东方的标记，而且随处可见的西式建筑物和器物，也有利于他们适应在港生活。1862年，钟楼由公众集资兴建，其中苏格兰裔钟表设计师、商人杜格拉斯·林柏（Douglas Lapraik）是主要的支持者。初期位于毕打街的钟楼，主要为小区提供报时和火警的预警服务。

　　20世纪初，在港欧洲人口增加，电车亦成为重要交通工具。此时的钟楼出现老化、机件故障等问题，又因其坐落于繁华街道中，对路人和来往车辆造成不便。由是，钟楼的废存成为讨论焦点：支持者从情理角度认同钟楼的存在价值，反对者认为钟楼是全球最丑陋、最差劲的钟楼，理应拆卸。立法局议员亦曾讨论钟楼的废存，并建议另觅地方重新兴建，既可作为新地标，又能让市民继续享用它的报时功能。最后，立法局议决在尖沙咀九广铁路站旁重建钟楼，让在尖沙咀登岸的游客可清楚得知本地时间。旧钟楼于1913年拆卸，并以662.5港元公开拍卖。

　　在这时期，钟楼对于前来东方寻找机会的欧洲人而言，是他们在东方世界建立家园的象征。钟楼和周边的建筑物包括港督府、圣约翰座堂、香港木球会，以及外国洋行如怡和洋行、宝费洋行等，形成欧洲人的商业及政治核心区域。它见证了少数外国的殖民者对庞大华人人口的统治和帝国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