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起始于1939年，彼时国立浙江大学因战乱西迁至广西宜山，颠沛流离中仍不忘治学，经国民政府批准，在已有的史地学系基础上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由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兼任学部主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浙大史地学系历史组停办，史地研究所亦被改成地理研究所。尽管研究所只维持了十年，但它是浙大历史上最早成立的两所研究所之一，师资雄厚、人才济济、成果斐然，同时与其他名校如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多将历史与地理分开不同，浙大史地研究所独树一帜，讲求“史地合一”，在民国学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这一切都不得不提到一位关键人物——张其昀。

　　张其昀(1901- 1985)，字晓峰，浙江鄞县人，我国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他和浙大缘起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当时的地理学老师正是日后于危难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竺可桢是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1920年到南京高师担任地理气象教授，对历史和地理的关系有其独到见解，重视自然与人文的融合，认为“易于联络贯通，而地学乃能得美满之发达”，并曾撰文介绍美国克拉克大学地理研究院，称赞其设置的地理学课程融合人文元素，“无此疆彼界之分，实开地学界发展之一新纪元”(竺可桢《何谓地理学》，载《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竺可桢的学术主张对张其昀影响很大，他开始阅读西方历史地理学相关书籍，第一个把法国著名学者自吕纳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的主要内容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2期上。可以说，张其昀是最早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张其昀极为认同白吕纳的理念，即“2O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始终坚持史地兼修的治学理念。他曾反复强调地理研究者需懂史，“近三十年来，史学精神灌人各种社会科学，阐其疏通知远之教，影响至宏，结果至佳”(张其昀《地理学之新精神》，载《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7期)。张其昀提出，“史地二学乃姊妹之学，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私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部1963年版，第15页)，缺一不可，“时不离空，空不离时，史地二学，一以知古，一以知今，互为经纬，相辅相成”，只有两者合一，“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韩光辉《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载《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1期)。正是在这样的“史地合一”主张的基础上，他于1936年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在国立浙大设立史地系。1939年8月又在竺校长的支持下，创办了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亲任史地学部主任，并四处网罗名师，如钱穆、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向达、叶良辅、任美锷、涂长望、黄秉维等。其中谭其骧、任美锷、涂长望、黄秉维、向达等日后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史地学部最初建立时，仅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再就其学科需要细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1—2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史地学部对于录取研究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录取标准由竺可桢亲订。1939年录取研究生4人，每人每年生活费600元，1940年录取6人，后扩充了气象学组与人文地理学组。1946年，依照教育部《大学研究所暂行规程》规定，史地学部改称为史地研究所，并增设人类学组。尽管招录的研究生人数逐年增加，但各项要求还是缺一不可，绝不滥竽充数，像1945年仅“录取本届研究新生宋唏、陈吉余等五人”。

　　故而浙大史地研究所人才辈出，日后成为两院院士的就有：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陈吉余、陈述彭，还有多位享誉国际学界的著名学者，如获得国际气象学界最高荣誉奖——罗斯比奖章的气象学专家郭晓岚、跟随张其昀赴台协助其创办中国文化大学并担任第四任校长的台湾知名宋史学者宋唏等。张其昀先生的弟子叶笃正先生还获得了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49年5月，由于国内政治激烈变迁，张其昀离杭赴台。而他辛勤创办的史地研究所则改为地理研究所，由原史地系教授叶良辅任主任，张其昀“史地合一”理念下兴办的史地研究所宣告终结。然而为何这短短十年内，张其昀及其领导的史地研究所竟能产出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和优秀人才，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