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宝沈先生

年青时的沈渭滨先生。图片由沈磊提供。

　　他是地道的七宝人，出生于北大街沟水弄，除了当兵、念大学，都住在七宝老街里。复旦的师生也常常把他的名字与七宝连在一起，这是他的荣誉。

　　沈渭滨先生走了，在七宝古镇的大街小巷永远消失了。

　　我和沈先生有师生之谊。七宝中学“文革”前有传统，学生管老师都叫先生，不管男女。因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叫他沈先生，他的夫人汤先华老师，我也一直叫她汤先生。1964年我考进七宝中学高中，第一年沈先生就教我们政治课。教政治，实际上很难说是他的当行本色，我们学生也不喜欢政治课。但我们走近他，却是政治的因缘。那时他还是只教了三四年书的大学毕业生，但在七宝中学已有了名声，可称青年才俊。

　　对他的认识，因一件事加深了。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九·三○”政变，纳苏蒂尔软禁苏加诺总统，镇压共产党，枪杀共产党领袖艾地，大规模排华。此事件震惊世界，也震惊中国。这次政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生态，打击了刚崛起的世界新兴力量，也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了十几天，沈先生在学校教师饭厅办了一个关于“九·三○”政变的讲座。现在想来，按照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这样的事不要说一个中学了，即便是北大、复旦恐怕也不宜做。沈先生穿着洗白了的蓝卡其中山装，左胸别着校徽，滔滔不绝，讲了政变前和政变中的印尼形势及今后走向。此事给我影响至深，给了我思辨的武器，还告诉我一个人视野的重要性。事实上，沈先生的影响不止于我，不少当年七宝中学的学生或多或少会受其影响。“文革”初，他被视为学校里的一个权威而受批，其因也多多少少出于此。

　　由此，我认为，沈先生应该干政治，当个中学教师着实委屈了他。四十多年后，一次我和同学冯纪康及沈先生的老学生梅国华聚会，一致说他当年是有志于政治的。听了我们的话，沈先生颇显痛苦和尴尬。第二天，他打了个电话给我，念了一段昨天的日记，还说听了我们的一番话，一夜没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