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至五代，士族地主衰败凋零，庶族地主逐渐兴起。宋朝自开国以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加之宋代采取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政策，社会流动加快，阶层上下变动加大，出现“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弱化了传统乡村基层社会的自我控制，引发了许多治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平民色彩的宗法构建思潮。许多无世禄可依的官僚、地主为使其家族长盛不衰，深感有必要建立新的宗法制度。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希望建构具有平民色彩的宗法组织，通过尊祖、敬宗、收族、聚居等形式，来凝聚宗族，以强化基层乡村的等级、礼仪秩序。

　　乡村宗法制逐渐完善

　　早在宋初，统治者就十分注重宗族的建构。宋太祖时，开始以立法形式鼓励建立以宗子为核心的宗法组织及相应制度。其后，宋政府与官僚士大夫大都热心于宗法组织及其族规的重建。皇祐二年（1050），礼部侍郎、知杭州事范仲淹创置范氏义庄，从经济和族规家法入手，开始宗法组织及其伦理构建的实践，使范氏家族成为当时乡村宗族构建的表率。

　　在统治者的推动下，宋代社会出现了宗法建构思潮，蓬勃兴起的理学思潮则起到推动作用。许多理学家根据重整乡村社会纪纲的政治需要，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在提出“天理”为最高本体的同时，将其理论扩展开来，为正在兴起的宗族构建做出伦理论证。一些理学家认为，新的宗法组织的构建，是一个“有补治道”的工作。古代乡村治理往往采取习惯法的方式，即根据约定俗成的乡约、族规，处理田土及邻里纠纷、婚丧嫁娶、赈贫济困等，由此维护乡村社会上下尊卑的人伦界限。如果能够正确引导这种宗法性的习惯法规，协调乡村民众的冲突与利益，调适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就会很好地“有补治道”。朱熹常常感叹古代家礼对治家齐国的重要性：“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

　　在理学家看来，乡村自治是国家政治统治的基础，国家法与习惯法、国家伦理与家族伦理贯穿一致，就能有效地实行乡村治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代乡村宗法构建思潮迅速崛起，许多思想家主张建立新的乡村宗法制度。因此，宋代乡村宗法组织不断扩大、延续，使乡村宗法制逐渐完善，并具有强烈的平民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