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爵作为饮酒器即已出现，是贵族在宴飨、祭祀等场合使用的重要器具，后又成为珍贵的随葬冥器。因此，爵兼具酒器和礼器双重功能。就其器形而言，最初当是仿鸟（雀）形而制。就其质地而言，起初为陶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冶炼技术的提高，青铜爵逐渐出现。商代，贵族饮酒之风炽盛，爵的贵重程度自然水涨船高。殷商贵族的身份存在等级差别，乡饮酒礼、祭祀等礼仪活动无不与酒有关，因此，这种等级差别就外在表现于行爵的礼仪过程中。随着仪式的增多和时日的推进，统治者逐渐将这种差别固定下来，定名为爵制，爵遂由酒器和礼器转变为等级制度之称。

　　爵制萌芽于商代晚期

　　商代晚期是爵制的萌芽时期，统治者在封赏与自己有血缘、亲缘关系的贵族以及所征服地区的部落首领时，往往会冠以相应名号。例如，血缘相近而辈分低者称为“子”；与商王有姻亲关系的部族女性首领称为“妇”；辈分高或年长者称为“公”、“伯”，新近被征服的方伯往往也称为“伯”；负责边境地区警戒安全任务者称为“侯”、“卫”；在畿内主要负责垦殖者称为“男”、“甸（田）”。

　　在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中，当统治秩序尚未稳固之时，血缘远近和辈分高低是衡量贵族地位的重要标志。由于辈分不同，“子”的地位稍低，“公”、“伯”的地位则较高。因为从事军事活动，“侯”的重要性和实力超出“男”、“甸（田）”。随着辈分增长或职责变动，一些“子”会上升为“伯”或“侯”，其地位自然随之提高。如此一来，这些称呼逐渐具有了等级差别，“公”、“侯”、“伯”的地位明显高于“子”、“男”，五等爵制初见萌芽。

　　五等爵制形成于西周中后期

　　周人灭商之初，因势力尚小，仅能顾及中心地区。至于畿外“侯、甸（田）、男、卫”等诸侯，周则因袭商制，承认其原有地位，使之为周王室服务。周武王时，开始分封诸侯，旁建宗子。周统治者采纳部分商代诸侯的爵号，并酌加改动，分封了一系列与自己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的诸侯。例如，废除与商王有姻亲关系的“帚（妇）”；将负有军事职责的“卫”并入“侯”，封赐给畿外诸侯，使其充当王室屏藩。西周早期，尚未形成系统的五等爵制，爵的称谓较为混乱。

　　西周中期，周人对国家礼制进行了系统改革，使之逐渐秩序化。周朝对饮酒之风予以限制，爵作为酒器趋于没落，但由之衍伸而来的贵族等级秩序却得以延续，并日趋巩固，形成了整齐而系统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

　　春秋时期爵制发生变异

　　春秋时期，政权下移，王室衰微，但这种等级秩序仍体现于当时的典籍中。因此，春秋是周代爵制的继承和变异时期。周代爵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畿外和畿内诸侯而言的“公、侯、伯、子、男”；二是对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内部官员而言的“公、卿、大夫、士”。通过诸侯入朝为官，二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汉代人分别称之为“外爵”和“内爵”。内外爵体系构成周礼的重要一环，与重大场合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具（例如车马、服饰、用具）及礼仪是一致的。由此，在周王朝统治阶层形成了不同身份贵族间的等级秩序，构成缜密而系统的等级结构。

　　这种等级秩序建立在周王室自身强大的基础之上，王室实力是维系这一秩序的关键。春秋时期，虽然王室衰微使得这种秩序变得混乱起来，但在当时仍符合人们的需求。因此，春秋霸主也致力于维系这种等级秩序。不同的是，霸主依靠的是实力而非血缘和天然的地位，并且在这种等级秩序中扮演了周王室此前的角色。原有等级秩序掺入了实力因素，实力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则破坏了这种秩序的稳定性。周王室的衰落意味着这一秩序开始走向崩溃，春秋霸主维系的仅是其外在表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