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官灾后救济存在着两条并行的轨道，其一是“法内”行为，即严格的“先表后给”程序。灾情发生后，地方官首先要向朝廷上表请求救济。地方官上表主要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汇报灾情，二是提出救灾建议，比较应急的措施便是请求开仓赈济。上表经朝廷同意后，以诏书的形式下达批复文字之后，地方官方能动用官仓进行赈济。这是当时地方官进行灾后救济的一套合法程序。其二是被合法化的“法外”行为，即擅自开仓与私产赈济。一些地方官员擅自开仓，在特殊情况下会得到皇帝的赞赏和认可。从制度上讲，无论是赞誉还是默许，都是对“先表后给”程序的一种背离。与主流的“法内”程序相比，这并非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地方官的私产赈济以及地方官动员当地富户出资救济，皆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且，这种私产赈济行为偶尔也会得到朝廷的褒奖。 

　　居于主流的“先表后给”救灾行为在实效性上较差，相反，处于非主流的法令之外的举动弥补了制度链条的缺失。其中，“先表后给”的救灾行为是中央对地方进行权力控制的一种反映；而被合法化的“法外”行为属于偶然出现的特殊行为。在其背后隐藏着特定历史时空下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态势。这两种行为共同建构起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灾后救济的历史形象。 

    （原文题目：《中古灾害史研究的新路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灾后救济的史实重建》，原文作者：夏炎，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16年第10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汉唐《异物志》整理与研究”。李延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