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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晋卫:秦汉王朝受命改制思想与实践
2017年06月27日 10: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向晋卫 字号

内容摘要:“受命改制”论及其政治实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旨在解决传统王朝的合法性建构,在政治运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受命改制思想源远流长战国秦汉是传统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面对首次出现的大一统政权,无论当政者还是学术界都迫切需要对此作出回应,为其合法性、正当性做出适当说明,“受命改制”思想就是集中体现。“天命有德”是“改制”的前提,“玄圣素王”是“改制”的神性依据,“制礼作乐”是“改制”的核心内容,“三统五德”是“改制”的原则。“受命改制”思想是秦汉时期政治思想的总纲,通过对“受命改制”理论的深入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权合法性”理论的重要内涵,以及传统王朝的运作机制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改制;受命;天命;政治;文化;拨乱反正;政权合法性;王朝;孔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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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奠基时期,传统社会的诸多制度和文化特色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受命改制”论及其政治实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旨在解决传统王朝的合法性建构,在政治运作中具有重要地位。

  受命改制思想源远流长

  战国秦汉是传统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面对首次出现的大一统政权,无论当政者还是学术界都迫切需要对此作出回应,为其合法性、正当性做出适当说明,“受命改制”思想就是集中体现。面对高祖刘邦平民称帝的历史巨变,司马迁这样解释:“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班固则这样评价汉武帝的功绩:“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前者强调的是汉王朝的“天命”,后者强调的则是汉王朝“改制”的成果。“受命改制”思想很好地满足了秦汉专制政权建立初期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需要。

  “受命改制”思想的形成,既有现实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原因,也有传统思想文化积淀的因素。伴随春秋战国时期传统思想的整体变迁,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再经诸子百家的相互激荡,传统天命思想最终成型,成为型构传统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一环。“改制”理论的历史渊源同样悠久,均源自上古三代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又不断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系统的“改制”理论。可以说,秦汉时期“受命改制”思想源远流长,是上古三代传统政治和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

  成就“圣王”的必由之路

  “受命改制”思想兴起的前提是“天命有德”观念的确立。西周以前,“天命”高高在上,具有绝对权威。西周以后,“天命”逐渐具有“德”的内涵,“德位相配”成为时人共识,至此,“天命有德”的政权合法性理论基本形成。秦汉时期,更多地体现为利用“天人感应”理论予其形式化处理。此后,经过谶纬之学的推波助澜,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以“德”为核心,以天人感应、祥瑞灾异为表现形式的“天命有德”理论。这套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念,另一方面利用祥瑞灾异给予“天命”以明确的表达形式,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共同需要,成为秦汉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权合法性论说。

  “受命改制”思想的形成和巩固,还与传统中国对“圣王”的崇拜有关。春秋时期,天下无道,孔子通过撰作《春秋》寄托其“王道理想”,孟子已将他与禹、周公等圣人并列。此后,为进一步提升儒家的地位,公羊学家对孔子不断予以神化,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成为孔子的“受命之符”,孔子遂成为“天命在身”的“素王”。两汉之际,谶纬思潮进一步构建了一个从“河图受命”到“为汉制法”的“玄圣素王”形象。孔子“素王”形象的确立和“为汉制法”理论的提出,为“受命改制”理论提供了神圣依据。从此,“受命改制”就不再仅仅是历史性事件,而成为后世成就“圣王”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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