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罗志田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以当事人胡适晚年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1] 他们所说的误解，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般对文学革命的成功一面，似乎都有偏高的评估。[2]

　　胡适早年曾说：文学革命“之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3] 这更多是从立说者一面看问题。在接收者的一面，立说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们也不见得就要理睬。为什么胡适、陈独秀一提倡，举国就能和之？

　　陈独秀在当时的解释是：“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4] 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且不论，但至少提示了一个从接收者一面考察以认识文学革命的重要路径。

　　《新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这个历史事实，提示着世风的明显转移。而世风的转移，又与清季废除科举以后的社会变化，特别是读书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大调整有关。这一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是理解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反之，对文学革命这一层面的了解，也能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全面考察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非一篇短文所能为，本文仅试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入手，对当时的立说者和接收者进行简单考察分析，希望能对这一运动有深入一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