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蒙田是一位怀疑论思想的人文主义作家，笛卡尔被视作现代哲学的奠基人，而帕斯卡尔则是非理性主义者和宗教思想家。但是，通过深入考察三人的思想，人们会发现他们通过“我怀疑”、“我知道”、“我相信”三种不同态度，共同构成法国近代哲学的开端，并推动了法国哲学的发展。笛卡尔代表着科学，追求确定性；蒙田总是处在不确定之中；而帕斯卡尔尽管与笛卡尔有许多分歧，对蒙田也持一种与笛卡尔类似的批判态度，但他却是通过情感和信仰来重新寻回确定性。

　　1942年，法国哲学家布朗什维克在《笛卡尔与帕斯卡尔：蒙田的读者》一书中提出，在蒙田的怀疑论和笛卡尔、帕斯卡尔之间有一种断裂，这是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过渡的标志。“笛卡尔的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一些职业哲学家，只是把蒙田的《随笔集》视作一本消遣之作；而蒙田的研究者，则大多是文人，往往在面对笛卡尔的《沉思集》之类的学术著作时退避三舍。因此，在两大著作之间所存在着的亲密性和对立性，根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这之中所出现的，却是从某种状态的文明到另一个不同的阶段的过渡。”

　　作为现代思想的奠基者，笛卡尔和帕斯卡尔的任务之一在于如何应对蒙田的挑战，即作为怀疑论者的蒙田向确定性所提出的挑战。因为在蒙田看来，没有什么能够给知识的大厦提供足够的基石。正是这种挑战与回应，揭示出现代性的开端。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同时包含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由理性和科学所提供的巨大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怀疑论忧虑。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的兴起，从而中世纪时期那种安定、有序、层级化的宇宙图景不复存在。

　　“我怀疑，我知道，我相信”，分别代表着面对现代性的三种态度。“我知道什么？”是蒙田式的怀疑论态度，而这种普遍怀疑的精神构成了笛卡尔哲学思考的起点之一。尽管笛卡尔也从普遍怀疑出发，但是他却通过怀疑发现了我思的确定无疑，从而通过“我思，我在”确定了近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的基调。帕斯卡尔则认识到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精神的不足，主张在某种宗教式的情感的“我相信”之中，来消除蒙田式的怀疑论和理性主义所可能导致的无神论异端。如果说笛卡尔在理论理性或认识活动中重新找回了确定性，那么帕斯卡尔则是在实践理性或者说信仰之中找回了确定性。

　　在布朗什维克看来，现代性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相对于古代和中世纪而言，这是一个大转变。蒙田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符号和标志。一方面，蒙田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所宣扬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完成。他从小深受希腊和罗马文化熏陶，面对着中世纪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瓦解，却无力重建一种新的秩序，从而在思想中最终走向了皮浪主义为代表的怀疑论，进而怀疑包含科学等在内的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蒙田从一开始就对哥白尼等人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没有好感，甚至还加以冷嘲热讽。在蒙田看来，一个诸如哥白尼的天文学般的科学体系，表面上虽然可能是非常严密、论证充分的，但是却未能真正地得到奠基，因为这种体系仍然是有待说明的。

　　蒙田被视为法国哲学的三个源头之一。蒙田思想中所体现的否定性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他的名句中：“我知道什么？”在法国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的发展之中，这种不断怀疑、不断否定自身、不断追求创新、不断追求变化的精神，成为贯穿从启蒙运动到当代后现代主义的法国哲学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

　　面对着蒙田的怀疑论，笛卡尔和帕斯卡尔对蒙田的批判实际上是要完成蒙田所未完成的任务。笛卡尔正是通过理性主义原则，重新为人类的知识大厦奠基。而帕斯卡尔则诉诸情感和信仰。在布朗什维克看来，笛卡尔主义是一种被发现的科学的哲学。哲学的任务被定义为对科学的发展的诠释。哲学只不过是对科学的反思和诠释，而科学之外的东西，对于哲学是无意义的。正如雷蒙·阿隆所指出的，笛卡尔的思想会导向某种唯科学主义。

　　在布朗什维克看来，理性是在时间进程中的某种征服的产物。通过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数学被应用到天文学和物理学。这是历史的关键事件。物理学上的数学革命使哲学中的笛卡尔革命得以可能。笛卡尔1637年发表的《方法谈》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的形成。笛卡尔放弃了在实践领域寻求确定性，而专注于知识领域。数学科学能够提供某种确定性的东西，而哲学也须以数学为模型。为了寻找确定性，笛卡尔首先进行一种普遍的怀疑，从而找到了“我思，我在”这一哲学第一原理。

　　实践领域则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笛卡尔只是提倡一种暂时的道德，认为可以提供某种确信。而这种确信只是人为约定的结果，并不具备如同数学和科学那样严格的确定性。正是在为笛卡尔所忽视的实践领域，帕斯卡尔认为，面对这种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需要用“情感”来作出判断。“情感”所作出的判断没有推理，但是并非没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来自于上帝。因此，在蒙田的“我怀疑”、笛卡尔的“我知道”之外，帕斯卡尔增加了他的“我相信”。

　　但是，现代性的另一张面孔则表现为蒙田所体现的不确定性。越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威胁、造成的危险越大，而与之相应的，对确定性的追求也就越强大。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确定性，不断经受着蒙田式的否定性的检验。不确定性的确立，先于“我思”的理性确定性的确立。一定程度上，蒙田是笛卡尔的最好的预备。这就如同，在哲学史上，正是休谟的怀疑论是康德哲学的预备；而19世纪末的科学危机和哲学危机则催生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既内在于人之为人的本性之中，也内在于现代性的本质之中。从而现代人在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各种危险中，通过科学、技术等手段，力图在这种处境之中为自己寻找到某种确定性。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