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的勃兴，从根本上说，导源于社会需求的有力拉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面临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越来越复杂化、综合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许多工程技术问题，例如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极端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的研制和使用，自然科学（包含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独立解决。基于这一认识，各工业化国家都根据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相应的科学技术政策，资助跨学科研究，或者定期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发布跨学科研究的社会需求，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配置科研资源，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由此，政府作为社会的代理人扮演了一个拉动者的角色，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获得了来自科学技术系统之外的社会驱动力。

　　另外，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复杂性和综合性程度上有增无减，这些问题既包括地域性的，如中国的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城市化等问题，也包括全球性的，如资源的利用和替代、生态的保护和治理、贫富差距的调节和控制等。解决这些问题既要依靠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又不可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边界内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人和人的社会活动。人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社会性实践活动必须同时遵循自然原则和价值原则，前者要求实践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涉及自然科学和技术；后者要求实践的结果必须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这又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在过去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沿着各自的轨道相对独立地发展，彼此之间少有沟通，以至于这两大知识板块出现了分裂甚至相互鄙薄的局面。1959年，英国学者C. P. 斯诺指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长期以来的对立状态。斯诺认为，两种文化的对立局面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涉及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斯诺命题”的提出，开辟了一个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新领域。

　　　跨学科研究植根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内在联系

　　基于人与自然界、社会的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会突破这两大知识板块的边界，出现远缘跨学科研究。例如，传统的生态学是从生物学中分化出来、研究动植物群落与其生长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学科。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问题在20世纪中叶已经累积到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程度，生态学便逐渐将人以及人的社会性活动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进一步转向以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为中心的社会生态研究，将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由此形成了以现代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前沿研究。社会生态学这门交叉学科，包括从实践层面的社会生态工程到思辨层面的社会生态哲学的一系列研究领域，使现代生态学成为联结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纽带。事实上，起纽带作用的远远不止社会生态学这门学科。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自然科学内部、自然科学与技术之间以及自然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学科必然会走向融合。

　　与小科学时代的业余研究不同，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国家发展战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科学技术研究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形成、加强也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建制化和职业化为特征，研究人员在科研机构中以及科研机构在社会中，都被赋予了相应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责，并依据自己角色履行的优劣参与社会产出和科研资源的分配。在研究人员和科研机构认知自身社会职责的基础上，科学技术研究的这种社会运行模式在体制上进一步强化了科研选题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促使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积极地开展或组织开展与社会需求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不仅关注纵向的深入研究，也关注横向的跨学科研究，不仅积极应对显见的社会需求，而且还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预测并针对潜在的社会需求积极开展相关的跨学科研究。因而，在近几十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就呈现出单学科纵向深化和跨学科横向综合并行的格局。

　　社会需求导向下的跨学科技术预见活动

　　从1970年起，日本科学技术厅每隔五年开展一次技术预见活动，以期预见未来30年日本社会对技术的需求。许多国家随后纷纷效仿日本政府这一做法，针对自己的国情定期开展技术预见活动。2002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中国未来20年技术预见”研究项目。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社会和经济在未来一个时期的状况进行系统研究，识别具有战略意义的若干研究领域以及那些将要兴起的、可能产生较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性技术，为有目的地超前部署本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依据。为了达到技术预见的目的，参与技术预见活动的人员不仅包括来自科学技术界不同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包括来自产业界、教育界、政策界等不同社会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大型、多轮次的问卷调查覆盖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远期社会需求。技术预见的结果是政府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政策的重要依据，主要包括遴选出的一组技术群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点研究领域。

　　技术预见的后期效应是社会发展愿景以及相应的科研方向上达成共识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行动。通过技术预见过程中有效的沟通机制，未来共性技术研究的参与者相互间都了解对方的成果需求，因此易于协调一致地为实现共同的技术目标而开展相关的研究活动。由于技术预见最终确定的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优先研究领域和共性技术，又由于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有较强的相互依赖，这就决定了为实现共同愿景而开展的研究活动必然涉及科学、技术，甚至会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技术预见结果制定的中长期科学技术政策在客观上必然会对跨学科研究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