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了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中美这对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也开始走入新的互动模式：从昔日的敌对关系转入可控的竞争对手关系。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可控的竞争对手关系一直萦绕着“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魔咒”或曰“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冲突、紧张、缓和循环在两国之间上演。为此，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确立了共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方向；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6个重点方向，2015年9月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4件尤其要做好的事和今后发展的6条重要建议。建立一种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以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有序竞争和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适应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当然，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也相当警惕和致力于遏制中国超越其成为第一，中国要在这种情况下定义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绝非易事。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挑战

　　首先，受制于美国大选，中美关系必然面临波折。2016年是美国大选年，无论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还是刚刚敲定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两党候选人都习惯于通过打击中国来获得更多选票。再加上中国的战略实力较以往更为强大，因此，两党候选人的对华议题和政策宣示没有最强硬只有更强硬，在南海、对台关系和网络战等问题上将会尤为突显。可以预见，不管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上台，都将对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做大幅度的修改，包括美国的对华政策，其中面临考验的重大问题有两个：一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一个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其次，中美南海博弈有了新变局。随着东盟共同体在2015年最后一天成立，这意味着，东盟共同体将可能以打包的方式成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同时，日本新安保法的实施使得日本与美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在加大。总之，从趋势看，中美南海博弈，美国对华战略力量更强了。

　　此外，中美经济博弈将更加激烈，非传统安全挑战增多。伴随着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完成签字仪式，亚太地区的多边自贸区博弈，将会变得更为激烈。而网络空间治理、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等问题则更多超越了双边关系，成为双方共同面临的全球治理问题，或者称之为非传统安全问题。

　　当然，2015年中美在网络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巴黎气候大会上均有卓有成效的合作，甚至在南海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上也达成了一定默契：两国军机和舰船在南海区域的近距离接触，并未演化为擦枪走火，两军交流机制化，并且就可能发生的误判达成协议。总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确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双方在双边、地区乃至全球性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也使得中美之间的冲突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全球治理新体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前面分析谈到的诸如美国大选、南海问题、经济博弈、网络空间治理、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等问题，除了美国大选主要由美国国内政治决定，其他方面都早已超越了传统双边政治范畴，属于全球性事务的领域，而美国大选任一候选人上台后的对华政策调整亦不能完全脱离这些具备全球性事务的影响。因此，尽管存在上述挑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仍然有普遍的基础，而以全球视野审视双边关系，进行治理创新将会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要素。

　　所谓“治理创新”至少有如下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全球治理规则需要创新；二是全球治理理念需要创新。

　　从实践层面来看，包括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生态恶化等各方面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都在挑战着现有国际治理规则，而治理结果显然并不如人意。全球治理主要是依照现有的规则体系进行，而现有的规则体系显然是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然而，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实力的增长，将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这些国家也会将自身的文化和理念带入国际社会，影响国际规则的改革和创新。如果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能够携手维护和发展世界秩序，有效的良性治理就可能实现；反之，如果将新兴大国视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则可能重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早已在努力与国际接轨，从制度的合法参与到积极建设，如今需要更多地以制度创新者和规范供给者推动全球治理，在这个层面改变与美国这个传统大国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

　　从理念层面来看，冲突性思维指导下的规则治理理念滞后于世界形势的发展，这是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表面利益纠纷的深层根源。在全球化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兴大国如中国等金砖国家，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互动中，并不仅仅只有挑战和冲突这一“新”“旧”之间的互动模式。二十国集团（G20）的成立本身就说明了现有规则体系无法很好地应对全球治理中的各项难题，才会建立一个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能够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的平台。但G20成立之后的运作及其难以达成一致行动的状态，也反映了该制度创新的理念背后仍然沿袭了过去的治理理念，只有实现理念创新才能建立真正适应全球治理的新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需要融合各种新的治理理念，才能形成更加平衡、合理、公正的世界秩序。

　　创新并非颠覆

　　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对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的摒弃，是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相继同法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埃及、韩国等国以及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伙伴关系”的根本与西方常提到的“利益攸关方”、“关键他者”等概念有着本质差别——它的基本参照不是利益得失，而是相互关系的协调和整体氛围的营造。

　　因此，伙伴关系着重的是关系的维护和氛围的营造，以此思想为基础的治理理念不会将国际社会的个体成员视为被动的管理对象，而是注重这些成员在体系社会中彼此关系的协调，实际上更强调个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也不会把后参与到国际规则体系的成员视为应该被指导和管理的对象。如此，通过关系治理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各个成员平等参与、共同制定规则，而不是单纯地被动融入和遵守传统大国设定的各项规则体系。将此理念运用于大国之间的关系中正反映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内涵：打破“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这种对立者的关系魔咒，相对地以平等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构建，也就不存在新兴大国“破坏”现行规则而传统大国试图“社会化”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了。

　　当然，从现实来看，“新型大国关系”这类政治关系原则理念还需要向更多具体的实践性规范理念发展，需要逐步在国际社会中运用和推广，才能使得理念与实践真正融合，从而保证实践的推进、理念的推广。例如，近些年中国推行“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的尝试，不同于美国主导的TPP等排他性组织，中国不是要颠覆现存国际体系，而是要补充现存体系缺乏的一些功能，以新型治理模式和理念建立国际秩序。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