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抑或它们在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异，智库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汇聚、整合以个体化形式存在的知识产品，以专业性、前瞻性、客观性、中立性的决策咨询服务嵌入政策议程之中，已成为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的必然要求。然而，与时代要求相比，我国大多数智库仍然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机构模式，咨政方面的活力大多没有释放出来。智库自身的发展现状与中国经济社会崛起的现实和要求不相符，与政府决策层的期待也不相称。

　　究其原因，在于忽视了智库自身的建构属性，忽略了其运行的社会基础，也未能从价值立场去理解智库的意义赋予行为，强调权力关系、结构与行为主体间的相互建构。事实上，智库是生产“知识”的社会组织，“知识”的缔构与生产不能仅仅依凭于所谓的理性知识论和绝对实在主义的方法学。有效的“知识”不仅是反映社会实践的相对稳定的客观实在，更多的是由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协商和互动的结果。而且，主观互动知识对社会实践具有很强的介入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够自由表达、疑问、对话以及挑战不同境遇和不同类型的知识是一种间接权力。知识问题也是权力问题，权力—知识—主体之间密不可分，表现出相互建构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化的政策制定过程应该有一个公众行动—知识行动—政策行动的连通问题。只有这样，政府的政策制定才能真正建立在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之上。如果智库的“知识”生产与公众意愿相违背、与政策议程相脱离，那么智库建设的意义就不大。